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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網 二、明代後期馬市貿易的發展及其歷史特點
明代後期，女真地區的社會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由此使得女真族與漢族之間的經濟聯繫更加緊密了，導致馬市貿易的發展。臨近漢族地區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因爲便於同漢族進行馬市貿易，輸入鐵製農具和引進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加速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明中葉以後；建州女真社會經濟日益繁榮，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如他們居住的婆豬江、蘇克素滸一帶，『無墅不耕，至於山上，亦多開墾』；糧食產量較高，『田地品膏，則粟一斗落種，可獲八九石』[20]。除此之外，採集、漁豬經濟也有很大發展，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記載：『本地所產有明珠、人參、黑狐、玄狐、紅狐、貂鼠、猞狸猻、虎、豹、海獺、水獺、青鼠、黃鼠等皮，以備國用。撫順、清河、寬奠、璦陽四處關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賞，因此滿州民殷國富。』採獵經濟的發展，使建州女真輸出的採獵商品大大增加，從而爲經濟發展結果了財富。明朝官員薛國用曾說：『蓋奴酋擅貂、人參、海珠之利，畜聚綦富』[21]。可見採獵經濟發展對建州女真社發會展的重大意義。同時，畜牧業在建州女真經濟中的比重雖然下降了，但仍有較大發展，『家家皆畜雞、豬、鵝、鴨、羔、羊、犬貓之屬』[22]。在畜牧業中，馬匹仍占六畜一首，『六畜惟馬最盛，將胡之家，千百爲群，卒胡家亦不下十數匹』[23]。馬匹孳生如此之多，爲馬市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貨源。另外，建州女真的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了。萬曆末年被建州女真吞併的海西女真，社會經濟的發展基本上與建州女真差不多，他們『事耕種，言語處去，與建州類』[24]。
社會經濟的發展，爲馬市貿易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女真族與漢族的貿易更加發展了。明代後期馬市貿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馬市市場的擴大。首先表現爲馬市數量的增加。明初，女真族與漢族的馬市市場唯有開原南關一處，後來在天順八年(1464年)增設撫順馬市[25]。到了成化十四年(1478年)，馬市市場增加到『鎮北關』(即開原南關)『撫順關』、『白土廠關』 (嘉靖間改『慶雲堡)等三處[26]。萬曆初年，又增設『寬奠、パ簟⑶搴印比個馬市市場，』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パ簟⒖淼觳⒂惺校諸夷亦利互易』[27]。此外還出現了場外交易的現象。據【遼東志】卷三【兵食】條記載：『遼邊四壁近虜，境外物產如貂皮、人參、林木、魚鱗之類，(漢)人圖其利，往往逾境而取之。』在場外交易中還進行違禁物品的賣買，『中國罔利之徒與之交結，甚至竊賣兵器，……雖有監市分守等官，勢不能禁』[28]。漢人經常深入女真地區進行場外交易活動，這實際上是馬市貿易的延申。總之，馬市市場的增加和場外交易活動的出現，爲女真族與漢族的貿易提供了更多的場所，標誌著馬市貿易的發展。
第二，馬市開市日期的增加。據【萬曆大明會典】卷129規定：遼東馬市，『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開二次。各夷止將馬匹並土產貨物，赴彼處委官驗收入市，許齎有貨物者，與彼兩平交易。』可見開市日期已比明初增加一倍多。而實際開市日期則比明朝政府的規定還要多。據遼寧省檔案館明藏檔【廣順：鎮北、新安等關易換貨物抽分銀兩表冊】的不完全記載：萬曆十二年馬市每月開市日期爲初二、初六、初七、初八、初九、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由此可見，在萬曆年間馬市每月開市日期至少也有十七天之多，較之明初，增加了三、四倍。馬市開市日期的增加，延長了女真族與漢族進行貿易的時間，反映了馬市貿易的發展。
第三，馬卞中交換商品數量和品種的增加。如人參一項，雖然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交易數量。但是，據【武備志】一書記載．萬曆三十七年(1607年)明朝御史熊延弼禁絕對建州女真的馬市貿易，二年之內，建州女真腐爛了十餘萬斤的人參。由此觀之，僅是建州女真一部，每年通過馬市貿易至少要輸出人參五萬餘斤之多。同時，通過馬市貿易漢族地區輸入女真地區的鐵器數量也十分巨大。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朝政府曾下令嚴禁鐵器，輸入女真地區，結果使得女真各部『男無鏵鏟，女無針剪』[29],但是，到了明代後期，馬市貿易的發展衝破了明朝政府的禁令，在萬曆年間，僅一次馬市，就成交鐵器鏵子四千二百九十二件[30]。馬市交易商品數量的增多，是馬市貿易發展的最好證明。此外，馬市交易商品的種類也有所增加。如菸葉，雖然從海外引進不久，馬市上卻已有出售，『菸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煙一斤，法輕利重』[31]。
第四，到馬節貿易的人數也日益增多。明代後期，女真族來馬市貿易，每次入市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而萬曆十二年，海西女真都督猛骨孛羅，歹商等從廣順關入市，一次竟達―千一百人之多[32]。據遼寧省檔案館所藏明檔的不完全統計：自萬曆十一年七至九月和十二年一至三月的半年時間內，女真族各部前來開原鎮北關、廣順關馬市進行貿易的人次達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之多。與此同時，漢族商人來馬市進行貿易的人數越來越多。據【滿洲實錄】卷四記載：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努爾哈赤攻取撫順後，『有山東、山西、涿州、杭州、易州、河東、河西等處商賈十六人，皆給路費，書七恨之言付之』。由此可見，當時在馬市進行交易的漢族商人分別來自全國各地許多地區。三年之後，努爾哈赤攻下遼陽，『遼之商賈死者四五萬人』[33]。這說明在馬市進行貿易的漢族商人，人數是十分可觀的。
上述史實，充分反映了明代後期馬市貿易的發展狀況。同時，親眼目睹明代後期馬市貿易盛況的詩人給我們留下了較爲形象的生動描寫．
『 椎髻捆載多，拗轆車聲急如傳，胡兒胡婦亦提攜，異裝異服徒驚。……夷貨既入華貨隨，譯使相通作行眩，華得夷貨更生殖，夷得華貨即歡忭』[34]讀了這樣的詩篇，耳畔仿佛響起了馬市中的嘈雜聲。詩篇詳溢著漢族和女真族商民歡快高興的心情和友好情深的氣氛。
明代後期馬市貿易的發展，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特點。第一是隨著馬市貿易的發展，明朝政府及其官吏對女真族商民的掠奪和敲榨加劇了。封建專制主義國家政權利用其所控制的馬市貿易，推行民族掠奪政策。明初，馬市所征商稅寥寥無幾，明朝後期馬市貿易發展後，明朝政府在馬市所征商稅也不斷提高。茲將遼東馬市商稅稅率增長情況列表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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