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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聯合早報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或者權力），而力量（或者權力）是要承擔責任的。今天討論知識與責任這個問題，主要是出於對中國目前知識界思想狀況的深刻擔憂。儘管中國繼續被外界視為權威主義政治體系，但從社會意識形態來說，中國已經步入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這一方面是好事情，這種局面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反映。利益的多元主義必然導致思想多元主義。那為什麼要擔憂呢？
第一、目前在中國存在的主義都是從西方進口而來。歷史地看，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當時中國社會處於大轉型，各種思想系統化，互相競爭來影響現實政治。但當時所有的思想和主義，都是源自於各諸侯國的實踐，各種本土思想也意在影響各諸侯國的國家建設。就是說，各種思想都和現實相關，它們來自實踐，不僅能夠解釋實踐，而且也能指導實踐。但現在進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更不能指導中國的實踐。思想決定中國的前途，思想的目的是指導行動，任何思想是行動導向的。如果這些進口的思想成為了官方主導的思想，會對現實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隨着全球化進程，西方思想也在全球化，中國也無意拒絕西方思想。不過，從近代以來各種進口的思想對中國社會政治實踐的巨大影響（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來看，人們必須思考這個問題。
儘管中國現在也面臨各種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但從長遠來看，最主要的危機就是中國人，尤其是各類精英的思維或者思想危機。自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於轉型之中。有很多問題是任何一個轉型社會都會面臨的普遍問題，但也有很多問題是國家戰略和政策所致。這後一類問題往往和決策者的思維和思想有緊密的關聯。且不說毛澤東時代所進口的思想例如『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對中國社會的毀滅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等思潮，也在繼續對中國社會產生類似的影響。只要中國精英層的思維和思想繼續處於最近以來的『被殖民』的狀態，繼續讓進口的思維和思想來主導改革的政策，中國社會繼續面臨無窮盡的問題。
第二、各種思想已經表現為極端性。思想在各國之間流通不可避免，也有其必要性，但極端思想則會產生消極後果，極端的思想導致極端的行為。在中國，很明顯，各種進口的思想正趨向極端。這尤其表現在左、右（自由）派之間。左、右派之間激烈的思想競爭，已經導致了兩者的極端化。這種局面如果繼續，有可能會超越中國的改革局面，而導向激進甚至革命的局面。
第三、各種進口的思想早已經顯現出其影響公共政策的取向。思想由不同的社會群體進口，而進口什麼、不進口什麼，則取決於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現狀及它們所要追求的新利益。因此，思想始終和公共政策相關。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佔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到今年的各種『左派』思潮，在這一點上都具有同樣的性質。它們一方面追求自己可以獲取利益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對這些政策給予了強有力的論證和辯護，使得社會的整體認為它們是在追求公共利益，而非自私利益。
第四、各種思潮不僅和公共政策相關，而且也開始和社會力量相結合。只要是行動導向的，各種思潮必然尋求和社會力量的結合。一旦結合，就可實現『知』與『行』的統一，從而導向現實的改變。改變現實當然是目前的中國所追求的。但問題是向什麼方向變化？如何變化？變化的獲益者是誰？這些變化又會對中國整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必須回答。簡單地追求變化，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大多數人不想看到的變化，甚至是必須努力加以避免的變化。
當代中國各界的思想狀態
當代中國各界的思想狀態，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先來看執政黨。改革開放以來，從總體上來說，執政黨一直處於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之中。改革開放之初，去意識形態化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高度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舊的意識形態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很顯然，要進行改革，首先就要去意識形態化。這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思想解放運動的政治背景。這場『實事求是』的運動，修正了原來的意識形態，使得意識形態不再在中國政治社會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有效地推進了改革開放進程。沒有這場運動，很難想像日後中國的進步。
問題在於，此後，執政黨不再重視意識形態的作用。任何社會和政治體系的運作都需要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不僅要解釋現實，而且也要指導面向未來的行動。隨着很多社會問題的出現，執政黨也感覺到有需要確立新的意識形態。從1987年中共的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02年十六大的『三個代表理論』到十七大的『科學發展觀』，都是執政黨重建意識形態的努力。
但必須注意的是，意識形態重建的努力，效果並不明顯。實際上，現在的意識形態和傳統意義上作為信仰體系的意識形態已經大相逕庭。今天的意識形態主要扮演着如下功能。首先是論證政策的合理性。所有上述『意識形態』實際上很難說是『意識形態』，而只是不同的政策解釋。第二是試圖指導黨政官員的政策行為。在這方面，這些『意識形態』還起着『統一思想』的功能。第三，更為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意識形態』主要是為了推動經濟發展。因此，這些『意識形態』至多可以說是經濟政策『意識形態』。
這些『意識形態』在有效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回答不了越來越多的問題，解釋不了越來越多的現象，包括道德、社會、政治、文化等等。儘管圍繞着這些『概念』，執政黨也努力把這些『概念』推及道德、社會、政治和文化諸方面，但並沒有形成系統的、能夠整合各方面社會生活的『意識形態』，更不用說是把這些概念轉變成為人們的世俗『信仰』了。
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利益主義的崛起。這使得執政黨面臨無窮的問題。從前執政黨具有兩個武器，即組織和意識形態。現在，既然意識形態衰落了，只好全面依賴組織這一武器。如果說組織是硬力量，意識形態可以說是軟力量。失去了軟力量，執政黨內部治理成本就大大提高，例如，執政黨內部的腐敗已經變得不可收拾。就外部而言，執政黨的統治效率越越來越低，政府規模不斷擴大，但政府對社會管理失靈的現象則越來越嚴重。
但最為重要的是執政黨往往因為沒有意識形態，而失去了引導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意識形態說到底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執政黨之所以能夠執政，就是要引導國家和社會去追求和實現這些核心價值。在這個過程中，執政黨實現了兩種權力，即領導權和統治權。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曾經指出，統治階級的統治要具有合法性，就必須超越其本階級的利益，而體現國家意志（national will）。就是說，執政黨必須超越自身的利益，而能代表社會整體的利益。如果能夠這樣，執政黨就會享有領導權。
如何超越執政黨本身的利益？一要建立國家的核心價值，也就是全體人民都認同的價值，二要帶領全社會追求這些核心價值。但很顯然，黨政官員在過去的很多年裏GDP（國內生產總值）主義橫行，赤裸裸地追求經濟利益，從而出現了無窮的社會問題。無論黨內外，GDP主義驅動下的單相面的發展，造就了以錢為本的金錢主義。很多嚴重的社會現象就是金錢主義的產物，包括黨內大面積的腐敗、社會分化和黨內外道德的衰落等等。
隨着執政黨領導權的減弱，其統治權必然強化。針對黨內的反腐敗運動和針對社會的維穩運動，是統治權強化的典型表現。但也正因為體現國家核心價值的意識形態的衰落，腐敗越反越嚴重，維穩越維越不穩。
社會思潮間無交流或交鋒
任何一個執政黨是必須具有意識形態的。這些年來，至少在意識形態部門的人們對此是有認識的。在官方缺失一種能夠整合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情況下，他們就不斷訴諸於任何對他們有幫助的政治意識或者意識形態，包括民族主義、傳統儒家價值等等。當然，這些意識之間並沒有任何有機的關聯，什麼場合、什麼時間，需要什麼主義，就把那個主義抬出來。這就是官方思想意識的現狀。
因為官方意識形態的衰落，中國出現了巨大的意識形態真空。各種社會意識形態因此很快崛起，在中國的思想舞台上進行競爭。近年來，競爭之激烈到了何種程度？各種社會思潮之間並沒有任何交流或者交鋒，它們之間的競爭只是把各種思潮推向極端。其中最顯著、影響最大的就算是左派和自由派之間。左派和自由派之間不僅互相競爭激進化，而且兩者都是針對政府政策的。簡單地說，左派構建了一個公平正義的烏托邦，而自由派構建的則是自由民主的烏托邦，雙方都用各自的烏托邦來批評對方，批評政府的政策。
公平地說，左派和自由派都同樣看到了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並對政府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感到不滿，因此兩者都對政府抱批判的態度。不過，兩者對問題的診斷不同，對如何解決問題的認知不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的倡導也不同。
左派的意識形態涉及到很多方面，但就其和官方的政策相關性來說，主要是要否定改革開放以來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政策。自1980年代到現在，左派在這一點上從來就沒有變化過。他們看到了問題，而把所有社會矛盾統統推給市場經濟。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論來自馬克思及其相關的新馬克思理論的各個變種。馬克思強調市場經濟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資本，其本質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會關係商品化和貨幣化。社會關係的商品化和貨幣化，導致了社會秩序尤其是道德秩序的衰落甚至解體。這個分析並沒有錯。
從這個邏輯出發，左派指向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比較極端的左派相信這些都是鄧小平的錯。他們認為，如果不是鄧小平把市場經濟引入中國社會，中國社會不至於面臨很多的問題。這些人因此開始懷念毛澤東，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視為是一個具有社會秩序和道德高尚的社會。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澤東時代。這種看法在一些年長者那裏流行，懷舊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一大趨勢。
更重要的是，這種情緒也存在於那些並不理解毛澤東時代到底是怎樣的年輕群體之中。和年長者不同，年輕人認同毛澤東不是根據生活經驗，而是根據對毛澤東主義的文本解讀。應當說，今天中國的年輕人中，有不少人信奉毛澤東主義，除了一些社會現實（例如收入分化和社會不公）外，主要是左派知識分子構建毛澤東時代『社會公平正義』『天堂』的努力的結果。
左派的懷舊和烏托邦
不過，左派面臨兩個大問題。第一是如何解決。馬克思從資本的本質出發分析了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但並沒有找到解決方式。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式是消滅資本主義，消滅市場。因此，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當時都把消滅資本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但很顯然，這個人類歷史上的大試驗已經被證明為大失敗。無論是斯大林版本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還是毛澤東版本的中國社會主義，最後都演變成貧窮社會主義。
貧窮社會主義之下有沒有可能產生有效的社會秩序和高尚的社會道德？沒有。在西方，市場經濟對政治權力，或者資本對政治權力構成制約。但在貧窮社會主義下，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一體化，政治控制並不受任何的制約。在任何社會，貧窮社會主義都是和高度的政治專制連接在一起的。政治和經濟的一體化，既導致了社會空間的消失，也導致了權力的腐敗，很難說是道德的。社會沒有自身的空間，高度依賴於政治。在當時普遍貧窮狀況下，人們基本生活得不到維持。貧窮生活顯然產生不了社會道德。在危機（例如饑荒）時刻，中國也發生了各種觸目驚心的非道德和反人類事件。當然，當時人們的道德低下事件，並沒有像今天那樣被廣泛報道出來。實際上，即使一些人懷念毛澤東時代，但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毛澤東時代，再去過那個時代的貧窮生活呢？
第二、不管其有多麼大的缺陷，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創造財富的機制。沒有市場，就沒有有效的財富創造機制，就沒有小康生活。無論在西方還是亞洲，市場經濟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級，也就是中國所說的小康社會。中產階級和小康社會就是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如果沒有市場，國家所主導的經濟活動，會導致另一類更為嚴峻的不公平，就是前東歐學者所說的『新階級』。這是一個以政治權力為基礎的官僚階級，壟斷着國家的大部分經濟資源。
簡單地說，要通過消滅市場經濟而轉向國家權力來解決社會秩序問題，除了懷舊和烏托邦，並沒有任何現實可行性。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本文是作者『知識、力量與責任：中國的知識群體向何處去？』研究報告節選的第一部分。
現在進口的『百家』既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更不能指導中國的實踐。思想決定中國的前途，思想的目的是指導行動，任何思想是行動導向的。如果這些進口的思想成為了官方主導的思想，會對現實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隨着全球化進程，西方思想也在全球化，中國也無意拒絕西方思想。不過，從近代以來各種進口的思想對中國社會政治實踐的巨大影響（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來看，人們必須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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