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聯合早報
美國喜歡自稱為機會之國，其他人基本上也有同樣的看法。但是，儘管我們可以說出一大把憑自己的努力攀上社會頂層的美國人的例子，真正關鍵的卻是統計數字：一個人的機會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親的收入和教育？
如今，統計數字顯示美國夢只是個神話。論機會平等，今天的美國還不如歐洲――事實上是不如任何有數字可考的發達工業化國家。
這是美國不平等程度為發達國家之最的原因之一――而且同其他國家的差距還在不斷擴大。在2009-2010年的『復甦』中，收入最高的1%美國人獲得了93%的收入增長。其他不平等指標――如財富、健康和預期壽命――也有過之而無不足。顯而易見的趨勢是收入和財富向頂層集中、中產階級被掏空，而底層則日益貧困。
如果頂層人士的高收入來自更大的社會貢獻，這倒也說得過去，但大衰退所展現的是另一幅圖景：即使是讓全球經濟和自身公司瀕臨崩潰的銀行家――也得到了巨額花紅。
進一步地審視頂層階級，我們可以發現尋租（rent-seeking）的情況畸高：有些人以行使壟斷權力來攫取財富；有些身居總裁高位的人利用公司管理的漏洞將大量利潤攬入自己腰包；還有人利用政治關係從政府的慷慨中獲利――比如政府的高價採購（藥品）和低價出售（礦權）。
同樣的，金融業人士部分財富來自剝削窮人――通過掠奪性貸款和濫用信用卡條例。在這些例子中，頂層人士的富裕直接建立在底層人士的痛苦上。
如果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一種所有人都能從頂層人士的富裕獲益的奇談怪論有那麼一絲真理的話，或許情況還可以說不是太壞。但如今大部分美國人的處境比15年前的1997年還不如――實際（經通脹調整的）收入下降了。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全被頂層攫走了。
為美國不平等情況辯護的人指出，窮人和中產階級不應該抱怨。儘管他們在經濟蛋糕中分得的比重較過去減少了，但蛋糕本身卻擴大了很多――此乃富豪和超級富豪之功――因此他們所分得的其實是增加了。然而鐵證如山，這種言論純屬胡謅。事實上，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中，共同增長時期的增長要比1980年以來的兩極分化時期快得多。
政治是受金錢左右
若能理解不平等的源頭，對這現象就不會感到意外。尋租扭曲了經濟。當然，市場力量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市場是受政治影響的。在美國，政治獻金形成了一個近乎腐敗的系統及政府和產業之間的『旋轉門』，政治是受金錢左右的。
比如，破產法把衍生產品置於高於一切的地位，卻不允許免除學生的貸款――不管所提供的教育是多麼不足――這幫助銀行家致富卻讓底層的人變得更貧窮。在一個金錢壓倒民主的國家，類似的法令可以預見地已變得日益頻繁。
但不平等的惡化並不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還是從大多數公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來看，不少市場經濟體都比美國做得更好。一些國家甚至能夠減少不平等差距。
美國在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並正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不平等導致了增長減速和效率低下。缺少機會意味着其最寶貴的資產――人力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許多底層甚至中產人士的潛能不能充分發揮。這是因為不需要公共服務而又擔心強勢政府會實行收入再分配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來削減稅收和政府支出。這導致基礎設施、教育和技術的投資不足，阻礙了增長引擎的運作。
因為基本社會開支的削減，加上高失業率壓低了工資，大衰退加劇了不平等。此外，調查大衰退起因的聯合國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f Experts on Reform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均發出警告，指不平等將導致經濟不穩定。
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國的不平等正侵蝕其價值觀和認同感。因為不平等的程度是如此極端，它的影響幾乎反映在所有的公共政策上――從貨幣政策到預算分配――都受到不平等的掣肘。美國不再是一個『人人平等』的國家，它已成為富人的天堂，有錢就能買到平等――房屋抵押贖回危機就是明證，大銀行仗着自己規模龐大，相信它們不但不能倒閉，甚至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
美國再也不能自認為機會之國了。但情況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的，振作起來重塑美國夢為時未晚。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英文原題：The Price of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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