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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史网 还有一种情况：皇帝的言论不属于原则性错误，而只是一时失言，鲠直的臣子也可以用“不奉诏”的方式表示抗旨。东汉初年的循吏任延对光武帝刘秀的驳论，可称之为一段历史佳话。建武初年，任延为九真太守四年，深得民心，离任之时当地吏民“生为立祠”。后转任武威太守，光武帝亲自接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却毫不客气地反驳：“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光武帝之言，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为官之道，务实却难免俗气，特别是此话出自皇帝之口，更为有失体统，在听到了任延坦荡无私的批驳之后，他只好叹息认错：“卿言是也。”（《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任延》）
在以上所举四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共性：公开声称“不奉诏”、“不敢奉诏”的臣子，其见识均在皇帝之上，他们的态度一旦表达，就会光明磊落地坚持下去；而皇帝则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或失言，还需要通过尊重抗旨者的方式，借以完成纠正错误的过程。
公开宣称“不奉诏”而抗旨者，也并非都能够体面“收场”，毕竟这是“触逆鳞”的行为，万一“真龙天子”动怒，当事人受到迫害也是难免的。 东汉延光三年（124年），安帝受人蛊惑，下诏命令公卿以下朝官集会讨论废立太子。大将军耿宝等人秉承皇帝旨意，认为太子当废。时任太仆的大臣来历，却持不同意见。他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联名上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安帝在盛怒之下不予采纳，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来历认定太子无罪，皇帝的旨意应该纠正，于是邀约了光禄勋q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持书御史龚调等十余位大小臣僚，“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他们援引法律来证明，即便是太子的属官确实犯罪，皇太子也不该坐罪被废。安帝对来历等人的举动极为恼火，派中常侍奉诏威胁他们：“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面对皇帝要治罪的强硬表态，参与进谏者莫不失色。将作大匠薛皓率先改变态度，表示“固宜如明诏”，这是见好就收的聪明人。来历却瞧不起薛皓的见风使舵而出言相讥：“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其他人先后退走，只有来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安帝大怒，竟然下旨罢免了来历兄弟的官职。（《后汉书》卷十五，《来歙列传・附曾孙来历传》）值得注意的是，来历的愤然抗旨之举，本来出自于维持政局稳定的公正体国之心，与上述周昌等人的“不奉诏”本来别无二致，但竟被安帝加以“与群小共为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的政治罪名。可见，“不奉诏”的处置结果，包括当事人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君主专制体制之下，“人治”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体现之一。
秉持正义而“不奉诏”者遭受迫害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出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长远考虑，部分思想家不得不设计出某些理论，借以对君主滥用权力实施约束。西汉后期的学者刘向，假借他人口吻，就臣子应该如何对待君命的问题，语重心长地指出：“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说苑》卷二，《臣术》）其中，他把“逆命利君”作为忠臣本质特征的表述，是大有深意的。他还对“辅弼之臣”寄予特殊的期望：“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说苑》卷二，《臣术》）稍加思量，其实所谓的“忠臣”、“辅弼之臣”，他们的共同点恰恰在于――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他们应该有“不奉诏”乃至于强迫君主按照正道行事的意识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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