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代『不奉詔』的類型及其內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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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情況：皇帝的言論不屬於原則性錯誤，而只是一時失言，鯁直的臣子也可以用『不奉詔』的方式表示抗旨。東漢初年的循吏任延對光武帝劉秀的駁論，可稱之為一段歷史佳話。建武初年，任延為九真太守四年，深得民心，離任之時當地吏民『生為立祠』。後轉任武威太守，光武帝親自接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任延卻毫不客氣地反駁：『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光武帝之言，本來就是現實生活中的為官之道，務實卻難免俗氣，特別是此話出自皇帝之口，更為有失體統，在聽到了任延坦蕩無私的批駁之後，他只好嘆息認錯：『卿言是也。』（【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列傳・任延】）


    在以上所舉四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共性：公開聲稱『不奉詔』、『不敢奉詔』的臣子，其見識均在皇帝之上，他們的態度一旦表達，就會光明磊落地堅持下去；而皇帝則因為意識到自己的失誤或失言，還需要通過尊重抗旨者的方式，藉以完成糾正錯誤的過程。


    公開宣稱『不奉詔』而抗旨者，也並非都能夠體面『收場』，畢竟這是『觸逆鱗』的行為，萬一『真龍天子』動怒，當事人受到迫害也是難免的。 東漢延光三年（124年），安帝受人蠱惑，下詔命令公卿以下朝官集會討論廢立太子。大將軍耿寶等人秉承皇帝旨意，認為太子當廢。時任太僕的大臣來歷，卻持不同意見。他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聯名上奏，請求皇帝收回成命。安帝在盛怒之下不予採納，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來歷認定太子無罪，皇帝的旨意應該糾正，於是邀約了光祿勛q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持書御史龔調等十餘位大小臣僚，『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他們援引法律來證明，即便是太子的屬官確實犯罪，皇太子也不該坐罪被廢。安帝對來歷等人的舉動極為惱火，派中常侍奉詔威脅他們：『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為嘩，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面對皇帝要治罪的強硬表態，參與進諫者莫不失色。將作大匠薛皓率先改變態度，表示『固宜如明詔』，這是見好就收的聰明人。來歷卻瞧不起薛皓的見風使舵而出言相譏：『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其他人先後退走，只有來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安帝大怒，竟然下旨罷免了來歷兄弟的官職。（【後漢書】卷十五，【來歙列傳・附曾孫來歷傳】）值得注意的是，來歷的憤然抗旨之舉，本來出自於維持政局穩定的公正體國之心，與上述周昌等人的『不奉詔』本來別無二致，但竟被安帝加以『與群小共為嘩，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的政治罪名。可見，『不奉詔』的處置結果，包括當事人的命運，其實是掌握在皇帝手中。這是君主專制體制之下，『人治』佔據壓倒性優勢的體現之一。


    秉持正義而『不奉詔』者遭受迫害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出於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長遠考慮，部分思想家不得不設計出某些理論，藉以對君主濫用權力實施約束。西漢後期的學者劉向，假借他人口吻，就臣子應該如何對待君命的問題，語重心長地指出：『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說苑】卷二，【臣術】）其中，他把『逆命利君』作為忠臣本質特徵的表述，是大有深意的。他還對『輔弼之臣』寄予特殊的期望：『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強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說苑】卷二，【臣術】）稍加思量，其實所謂的『忠臣』、『輔弼之臣』，他們的共同點恰恰在於――為了國家的根本利益，也是為了君主的長遠利益，他們應該有『不奉詔』乃至於強迫君主按照正道行事的意識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