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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漢學網 許國璋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者。他的知名是從他主編的大學英語教材開始的。『文革』以後，剛剛念完『許國璋英語』的我們，又讀到了他的語言學理論文章，覺得耳目一新。他的論文幾乎每句每段都有獨到的見解和個性化的表述，雖然我沒有機會和許國璋先生有深入的交談和交往，唯一見到他的一次是在北京西山的首屆社會語言學討論會上，但他的論著深深啟示了我。尤其是他關於中國古代語言學和漢語特點的論述。
許國璋的漢語思想散見於他的【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問題】、【從〖說文解字〗的前序看許慎的語言哲學】、【〖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等論文。他是一個英語學者，但對中國的語言和語言哲學卻同樣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評價。他認為中國古代不乏語言學論著，從中發掘它們的哲學思想大有可為。拿許慎撰【說文解字・序】來說，他『把中國從遠古以來的漢語書寫形式做一個有敘有評的概括，不能不說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 他認為『許慎非常注重語言發展的階段性，是傑出的語言史家』（70頁）。『從單體的語言單位按照規則滋生為復體，正是人類語言的特點之一。近時語言學家甚至認為是劃時代的發現，而許慎在公元二世紀初就已經說到這一點，叫人驚嘆！』（73頁）『許慎做的工作，是漢語書寫形式的標準化的工作，這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整理古典拉丁語的書寫形式，也和十八世紀法英等國學者為各自的語言規定書寫形式一樣，都是有功於語言和語言學的大事』（74頁）。他認為中國的語言研究存在着兩方面的缺陷：一是『對於語言的性質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對於用現代語言學觀點，探索中國固有的語言哲學，似乎用力更少』（1頁）。對於前者來說，『如果限於在一二邏輯命題上做文章，置宏觀的探索於不顧，那是太可惜了』（90頁）。因此許國璋寫出了有關宏觀語言理論的一系列文章，對於後者來說，許國璋認為許慎、劉勰、馬建忠、金岳霖都是語言學的大理論家，因此他寫出了闡述這些學者語言學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許國璋論述宏觀語言理論問題，諸如語言的定義、功能、起源、符號性質等，都將中國語言及其研究傳統作為重要的立論依據；而在論述中國古代語言理論問題時，又往往將它與西方語言理論作比較，深化對它的理解。在許國璋的漢語思想中，我們覺得最發人深思的是以下三個問題，我們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關於漢語、漢字的特點
在我國語言學界，源出於西方語言學的對語言與文字關係的認識一直被視為科學定律。這種認識認為，語言是思維的符號，文字記錄語言，是『符號的符號』。因此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與思維無關，僅僅記錄語言，是第二性的。用這個觀點來看待漢字，就會認為漢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舉，不如用單純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適。用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古代語言學，就會認為『中國古人誤以文字為語言』，因而『說文解字』之學不是語言學，『中國沒有語言學』。許國璋認為這是對漢字和漢字研究傳統的極大誤解。許國璋指出：『漢字書寫形式的特點有二，一是分理別異，一是形聲相益。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字」本身即是語詞的詞』（75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由於過去將有聲語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義都被視為對語言的記錄，亦即字本身只有形。這其實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論。它不符合漢字的事實。在漢字中，『一個字有形而無聲就不能叫做「字」』（72頁）。許國璋認為，『語言首先是有聲語言』這種『常識性說法』，『適用於歷史的某一時期，不適用於信息時代』（1頁）。他在論述漢字的區別性特徵時更進一步指出：『我們非常驚訝，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的語言研究者，在狂熱地鼓吹廢棄漢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時候，那樣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於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於『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於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於書寫的證據，對於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可是這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於文字。』〔1〕根據索緒爾的分析， 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於：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恆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於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於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數人的腦子裡，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四、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於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這種傳統十分穩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討論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後，字跟任何特殊的實物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於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於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沒有聯繫的，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象利用錄音機一樣，藉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2〕
然而，問題並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着意義的建構。雅柯布遜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係如下圖所示：
語境
信息
說話者………………受話者
接觸
代碼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並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下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於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於支配地位。於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會傾向於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於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於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
雅柯布遜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的關係】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展着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着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象。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的『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於和決定於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於發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於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着距離。後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繫。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於表現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強烈傾向。對於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於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於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一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域的統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的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
也許，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裡，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①【論文偶記】）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所以，『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從字義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礎。總之，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係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於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象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於中西語言學傳統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象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言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74頁）。『漢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75頁）。『中國的通行文字並不相當於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當於詞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3頁）。
二、關於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
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是我國語言學界長期忽視的一個課題。由於片面將語言的符號功能單純化，把語言視為一種類似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國的現代語言學未能將對漢語、漢字結構特徵的認識與漢語、漢字的文化屬性、文化內涵、文化功能聯繫起來，從而作出科學的理解。許國璋卻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深入論述了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這是難能可貴的。許國璋所說的『語言哲學』，不同於現時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後者是出於形式語言學或邏輯語言學的範疇。許國璋所論『語言哲學』，屬於『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90頁）。許國璋認為，漢語、漢字的符號建構，是漢民族認知世界的一種結構化運作。這一點在許慎的【說文解字・序】和劉勰的【文心雕龍】有關論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來。
例如許慎指出：『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許國璋認為，中國古代學者沒有對現代人所稱的『語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從語言的書面形式論證文字的起源，『因此，我們可以從他們對文字起源的論證中，找出某些語言起源的理論』（13頁）。許慎的論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為語言資源來看待。初民對世界的認知形成一個系列，『天象、地貌、鳥獸的足跡、作物的生態、人身、人身以外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號』。這種認知『由二項對立（binary opposition）構成：天和地、鳥獸和農作、 人和物。三組六類的名，反映人對世界的分類和認知』（13―14頁）。在這裡，許國璋把漢語的文化建構與漢民族世界觀的建構緊密聯繫起來，體現出深邃的語言本體論思想。他為漢民族的文化、語言、認知的建構描繪了這樣一個模式（68頁）：
┌─┐ ┌天象
觀、視 │物│ │ ┌鳥類
人 ───→│ ├───┤ │獸類
取 │象│ │地象│
（庖 犧）←───│ │ │ │植物類
└─┘ └ └人類
在這樣一個模式中，語言顯然成為人與世界連結的紐帶。語言之『象』正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樣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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