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4）

  : 檔案春秋

然而任何士人對『實用』這一時代需要也不能不有所因應，劉師培在1905年已提出一種文字分工、用古文以保存國學的主張，他引斯賓塞之言，認爲文字進化與通常的天演之例不同，呈現『由文趨質、由深趨淺』的趨勢。中國宋儒語錄和元代詞曲之盛興，『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入文之漸』。故『就文字之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昔歐洲十六世紀教育家達泰氏以本國語言用於文學，而國民教育以興。蓋文言合一，則識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凡世之稍識字者，皆可家置一編，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也。然古代文詞，豈宜驟廢。故近日文詞，宜區二派：一修俗語，以啟瀹齊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學。庶前賢矩范，賴以僅存。若夫矜誇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見其爲文也。』（註：劉光漢：【論文雜記】，【國粹學報】1年1期。）
這樣一種應用與保存並行的取向並非劉師培一人獨有，四川提學使趙啟霖於宣統二年（約1910年）奏請設存古學堂時說：『國文盛衰之故，與國力之強弱相因：強國之文日見其擴張，則弱國之文日見其消縮。東西各國，每務推廣其文字之實力，以恢拓其國力。我不亟圖維持國學，將輸入之文，既有喧賓奪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禮失求野之時。議者謂文學但取適用，若中國經籍之浩博、文理之淵深，不必汲汲焉專精以從事。不知中國之所以立國，既在文教，若舉數千年優美獨到之處，任其消蝕，將來更無以動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愛國之心。故普通之文學，以適用爲宜；而精諧之文學，尤以保粹爲要。』（註：【四川提學使趙啟霖詳請奏設存古學堂文】，【四川教育官報】宣統二年（約1910年）72期，收入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2輯下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517-518頁。）趙氏的觀念與國粹學派的基本主張極爲相似，他雖未必直接受劉師培前引文的影響，但多半接觸過【國粹學報】一類印刷品。
高鳳謙也主張『文字有二：曰應用之文字，曰美術之文字。應用之文字，所以代記憶、代語言，苟名爲人者，無不當習知之，猶飢之需食，寒之需衣，不可一人不學，不能一日或缺也。美術之文字，則以典雅高古爲貴，實爲一科專門學，不特非人人所必學，即號爲學者亦可以不學』。世界萬國『視文字之重者，無如我國；而識文字之少者，反無如我國。雖曰文字艱深，學之不易，亦以應用之文字與美術之文字混而爲一故也』。他斷定，『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應用之文字與美術之文字始』。而『欲百業之興起，必自視美術之文字與各科學等始』（註：高鳳謙：【論偏重文字之害】，【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3卷，11-14頁。）。不過，與劉、趙不同的是，高氏顯然無意於保存，而著眼於更加面向未來的『百業之興起』。
嚴復早在其【天演論序（手稿）】（1896年）中論中國『古書難讀』時，已指出『書言不合』導致『故訓漸失』（註：嚴復：【天演論序（手稿）】，【嚴復集】5冊，1412頁。）；他也認爲『文辭』分雅俗兩類，然卻無意『修俗語以啟瀹齊民』。梁啓超在壬寅年（約1902年）的【新民叢報】上推介嚴譯時，便指責其文過求淵雅，非多讀古書之人難以索解。嚴復則以爲，『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翻譯雖不必『慕藏山不朽之名譽』（此謙詞也，意實反之），但也不能苟然爲『言龐意纖』的『報館之文章』。若『徒爲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凌遲，非革命也』。他明確其所譯乃『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國之古書而欲稗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註：按嚴復根本認爲『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回於庸夫之聽。非不欲其喻諸人人也，勢不可耳』。這是其與劉師培等人一大不同之處。【嚴復致梁啓超】，壬寅年三月，【嚴復集】3冊，516-517頁。）。
這一雅俗之間的選擇可能受吳汝綸影響，嚴復曾向吳請教翻譯時如何斟酌文字，吳以爲文之雅潔最要，『若名之爲文，而俚俗鄙淺，薦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懸爲戒律，曾［國藩］氏所謂辭氣遠鄙也』（註：【吳汝綸致嚴復】，1899年4月3日，【嚴復集】5冊，1564頁。）。許之衡於1905年論『文學』之『改良』則說，文學『宜適晚近，不宜返之皇古。雖不必效東瀛之文體，然亦當爲智識普及起見，寧失之平易，無失之艱深。蓋我國識字者太少，識古字者尤少。必字字返之古義，無亦與文字進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礙滋多耶？』（註：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1年6期。）許氏與嚴復態度相反，然兩人均於二分之中僅取其一，與劉師培等人分而適應不同群體的取向有相當區別。
以當時的世風言，廢棄漢文的主張仍嫌激進，或難得廣泛的呼應，而有些無形的影響反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導致漢文的變色。實藤惠秀後來注意到，無意中的重複出現正是最後使中國人接受日本新名詞的主要途徑。他舉例說，【譯書彙編】在刊登翻譯日文【經濟學研究之方法】一文時，特說明『經濟雲者，理財或富國之義，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梁啓超便屢次試圖糾正以『經濟』譯economics，該文譯者顯然對『原文』這一含義有所保留，但既爲方便而『仍之』，則該詞的反覆出現（僅譯文第1頁便出現12次），終使讀者習而不怪，最後達到不約定而俗成的效果。故『中國人雖然對這個日本詞彙反感，而且企圖改用其他詞彙，可是在日本書的中譯本內，卻到處可見「經濟」一詞，最後他們還是照日本詞彙的老樣子使用』（註：參見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311-3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