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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香港新闻网10月20日电 新京报报导，顾彬经常陷入争议之中。2006年，他曾因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日前，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对于莫言的一通批驳又一次引发关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提出质疑，认为他并没有认真读过莫言的作品。这个揣测是否确实，顾彬对于莫言的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的判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他又有怎样的认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赶往中央民族大学，顾彬受邀曾在此开设了几堂关于中国文学的课程。
课堂上的顾彬
课堂上的顾彬，显得疲惫异常。他语速迟缓，思维也很跳跃，涣散，呈现出的更多是一些片断式的连接。尽管如此，他表示：自己早晨5点半就起床备课了，只是自己的记忆力有些问题，这让他经常忘记一些人的确定名字或者作品，课堂上，能频繁地听到他在抱怨自己的健忘。
在记者参与的两堂课上，主要讲述的分别是“林语堂”和“也斯”，但他并未给出关于两个作家的判断性的结论，而是在讲述中，加入了很多对其他作家的感官印象和一些感性判断，这其中包含着他对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一些概括。他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台湾，而台湾也不喜欢他。说起诗人余光中，他表示“他语言做作，不自然，思想也不深刻。”
关于莫言
对于陈晓明的异议，顾彬表示自己并不知详情，因为自己很忙，不常上网，更很少通过网络去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他表示，德国之声记者的原文他不曾见过，但是他的夫人在看后表示，很多言辞被译得“过于激烈”。他同时表示，采访中提及的莫言的写作风格是18世纪末的看法，也并不出自他个人，而是某个德国的汉学家。
他认为莫言是一个认真、内心开放的人，内心开放的标准是莫言能包容自己对他的批评。但他仍然认为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一部分是因为葛浩文的翻译，他认为自己的阅读经验是，经常会慕译者的名去选择阅读，而他所了解到的很多国外的出版社也会因为译者的知名度而追随他的选择。所以，他认为“葛浩文”这样一个商标使得莫言在英语世界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他认为葛浩文的翻译非常巧妙，不是逐字逐句逐段，而是整体翻译的，而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规避掉作者的弱点，他认为中国有很多更好的作者，如果葛浩文选择王安忆来翻译，也许这样的机会就给了王安忆。
对于是否细致读过莫言的作品，他有些回避，并开始解释个体阅读的差异。他表示自己看过《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但那是在二十年前，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他接着解释了自己的方式：就是不一定全部看完，但你同样可以有所判断。他表示，看莫言作品，很多时候是：翻了一部分，就看不下去了。随后，他又补充：最近好像还看过《酒国》，只是书中女人的形象让我很不舒服。
他表示，最近很多媒体针对他关于莫言的争议赶来询问，他的态度是也许自己需要一段时期沉默下来，细致阅读后，再发评论。他甚至提及自己还有一些资料留在德国，而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教授后，他可能会长期留居中国授课，这给他带来一些不便，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明年之后，在他重新阅读莫言后，再做评议。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
顾彬翻译了很多诗人的作品，他也表示相比小说，自己更青睐诗歌和散文。他经常使用思想是否深刻来评价一个作家，而记者问及他具体的标准，他表示就是这个作家能提供一种他不曾想过的新的思考方式，或者观念。说起当代的很多作家，他的评价笼统而含糊，譬如刘震云，他认为“他的作品有幽默感，让我笑，但恐怕缺乏深度，但也许这不是他的出发点”，譬如阎连科“只看过他一部作品，写得不好，不过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写得不好，这是让我继续愿意读他的原因。”他表示欣赏王安忆和王蒙，并阅读过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他认为“王蒙80年代到90年代作品他都喜欢，有幽默感，深度，而且他很会朗诵。”然后他的话题就跳跃到如何会朗诵：“当时他去德国参加一个诗歌朗诵，150人的活动，他的表情和念法，让很多不懂中文的人感动。”
《事件重播》
德国知名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撰写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曾被很多人视为一部权威性著作。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莫言使用的是18世纪末的写作风格：他讲的是整个故事，而自普鲁斯特和乔伊丝以来，现代小说已经不这么写了，同时他认为莫言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思想。他认为今年诺奖颁给莫言，也许是某种政治因素起了作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表示，他怀疑顾彬并没有细致读过莫言的作品，他认为莫言的写作风格没有停留在18世纪末，反而是广阔而多样的。文学手法中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现代派，甚至地方戏曲和民间艺术的诸多影响，艺术手法上的夸张与荒诞带着后现代印记，都远远超越顾彬所言的18世纪末的手法。在谈及思想方面，他认为莫言当然有思想性，只不过这种思想性不是形而上的概念，而更多是对民族命运的理解。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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