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汉学网 但在上述具有典型性的平民选秀活动中，大众短信的权力施行还仅仅局限于简单化的“Yes/No”范式选择，平民大众富于个性化的话语声音以及更为复杂多元的思想观点被这一简单的模式所掩盖和遮蔽――由于短信是象征和体现着平民大众文化权力的符号，大众的文化权力实际上就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与框限；同时，在初始阶段，短信的权力作用范围也仅限于娱乐选秀领域，而其它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则尚未对之开启；再者，最早与短信联姻并为之开辟权力空间和通道的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而同样作为当今主导媒体类型的报纸、期刊等平面媒体则未积极跟进，显得较为迟缓和滞后。上述三方面的问题究其实质是一个空间的问题，而空间对于一种权力的施行和运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没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空间，权力就不可能发生作用。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②然而，正是在大众文化权力赖以实施的基础――空间方面，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以短信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公共领域却极为有限和狭隘。显然，早期阶段各主流传媒为短信开启的文化公共空间的“窄化”现象，已不能满足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文化大众日趋强烈的文化权力诉求和日益膨胀的文化个性、文化主体性张扬。于是，短信大众文化参与诉求的强大压力，再加上各文化传媒本身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与攫取，使得大众传媒纷纷开放或开辟新的文化空间，或将旧有模式下的文化空间大力扩容，以使更多的文化大众能从短信渠道进入更为广阔和自由的文化空间与平台，参与文化的狂欢，践行文化话语权力。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关键转捩点上，电视传媒首先顺时应势而动，一方面在原有的文娱活动/比赛节目短信投票的基础上，再增添“短信评节目”的环节；另一方面又将“短信评节目”的运作模式扩展、延伸至其它非娱乐频道，非文娱、非比赛节目。甚至有部分电视传媒机构有意识地扩延节目的现场空间，为电视机前的广大受众人为创设逼真的“现场感”，从而吸引现场外尽可能多的“虚拟在场”观众通过短信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参与融入到节目进程中，并与第一现场的观众、主持人就某一话题展开同步交流与互动。这样，由于节目空间的无限、无形扩展以及受众以短信方式对节目进程的成功介入和干预，受众的文化权力便得到了更为有效的行使和进一步加强。随后，其它平面媒体也纷纷仿效和引入电视传媒中短信介入节目的模式，或开通短信评报、评刊绿色通道，或定期推出某一话题恳邀读者通过短信参与讨论，其为文化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空前广阔，几乎囊括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大众文化权力的触角广泛延伸至政治、经济、文艺、民生、体育等多个领域。这样，随着媒体为短信开掘文化空间工作的纵深推进，以及各类媒体在此文化行为中的联势互动，大众短信的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功能便得到了极度放大，其社会影响力和文化操控力也在与日俱增和逐渐提升――这一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已经有批评家敏锐地指出，短信改写了2005年中国文化的格局③。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手机短信文化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拓宽，它将进一步改写和重塑中国文化的内在与外在形态。
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民间大众文化的象征符号，之所以能得以准入文化公共领域，并能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获得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的权力和空间，其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动因。
首先，包括电视、报纸等在内的大众传媒既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经济企业，又是公共领域，它是一种集三种性质于一体的机构和组织。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它允许民众发表和交流意见，并形成共识和公共舆论；作为一种国家机器，它体现国家、政府、政党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并常常使用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受众接受和服从它，这种权力就是媒介权力；作为一种经济企业，大众传媒又必须追求经济利润，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和行业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媒介的这三种功能角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地位并不是同等的，其发展并不是均衡的。在当前的中国，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传媒组织也同其它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被推向了商潮汹涌的市场，它们失去了国家的运营资金支持和生活供养，从此被迫自谋生路，独立发展。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媒机构在继续保持其文化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基本属性不变、继续发挥其社会公共舆论和媒介权力功能的前提下，突出传媒的经济功能，充分依靠并挖掘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潜力，并按照商业企业的经营和运作模式大量生产传媒商品，以从中获取最大数额的信息利润；同时，传媒企业还必须不断注入大量资本扩大循环再生产，以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由此才能确保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语境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传媒组织的主要任务和核心目标，其经济企业的属性和功能得到了空前的突出和强化。
另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手机短信除了具有传播信息、承载话语的信息工具和媒介特性之外，还具有较强的经济属性。由于手机短信是收费的，而且是按条计费，因此短信所产生的费用和收益是与短信的数量成正比的。在早期的修辞性短信叙事文本高度繁盛阶段，短信文学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手机网络运营商们正是察觉到了文学短信传播中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和利润空间，他们很快便结成了一个利益同盟，共同鼓励与推动文学文本在短信载体上的流通与消费，以获取最大利润，并协商分红。这样短信文学活动就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无疑十分符合当前的文学市场化运作原则。而反过来，可观的利益收入又进一步刺激主办单位和手机网络运营商们积极发起更多的短信文学活动。因此，由于短信自身较强的经济属性，由于短信文学与市场资本的完美融合，更由于社会利益同盟人为的强力推动，短信文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势头强劲――近几年红红火火的全国性短信文学比赛/活动即是有力的证明。
再者，从权力的层面上看，在当代社会后现代主义浪潮和大众文化潮流的冲击下，作为文化大众和大众文化的象征符号，手机短信已不再满足于在民间和底层进行修辞性的文本创作和在私人空间之间流布、传播“语词的游戏”、“话语的狂欢”，自娱自乐、自我安慰，不再甘心于远离社会文化和权力中心的边缘书写和被动、压抑的文化选择与实践，使自己处于无正式文化身份和地位的“无名”、“无权”尴尬状态，而是开始萌发了对于进入社会文化中心和获取文化权力的自觉意识。它强烈抗议社会精英、文化权贵对于文化公共领域的垄断和独占，坚决反对其在重大社会文化活动中的话语独白、文化霸权，并时刻找寻跻身社会文化公共领域、获得话语权力的机会。
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大众传媒正是察觉到文化短信传播中的丰厚利润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注意到短信大众对于文化话语权力的热切诉求，于是它们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空间/权力资源，积极满足文化大众的内在权力渴求――大众媒介将过去绝大部分由文化精英占据、象征着权力的传媒文化空间进行重新切分、整合，对以前主要由文化精英操控的文化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并将尽可能多的权力份额面向大众出租，在不影响媒介权威的条件下，使文化大众拥有尽可能多的文化空间和尽可能大的文化权力。于是，通过短信这个渠道和载体，最大量的公众获得了文化话语权力，并在大众传媒这个公共领域第一次真实地行使自己的社会参与和文化评判权力；同时，也结束了长期以来文化精英凭依自己特有的文化资本优势而在文化生产场和文化公共空间生产权力话语、把持文化领导权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中心局面的形成。接着，传媒将赚取的部分信息利润转换成资本，投入到空间（公共领域）的扩大再生产中，从而实现权力的再生产。这样，随着更多的话语权力被出租，“权力消费”潮流和规模的形成，更多的文化大众能参与社会文化事务，并发出自己的话语声音。而在传媒和短信分别实现“权力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权力化”进程中，二者达到了互惠、互利的“双赢”目的：传媒获得了资本积累和利润增长，短信则获得了话语空间和权力扩张。
四、结语
从最初的实用工具功能形态阶段到修辞性叙事功能形态阶段，再到目前的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功能形态阶段，短信依次经历了“工具符号”、“大众审美文化符号”和“大众权力符号”的演变，它彻底地打破了文学精英的“文艺创作特权”神话和社会文化精英的“文化权力”神话。它结束了此前文学创作和社会文化权力主要由精英统治、主导和一手把持的局面，它继网络之后更进一步 推动了（下转第188页）
（上接第119页） 二者（文学创作、文化权力）的平民化、大众化――它在文学上真正推动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切实促进了大众对于社会文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这无疑是有助于当前公民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的。 （作者：曾宏伟）
①李林悦.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狂欢[J].巢湖学院学报，2005.07. 第32-35页。
②福柯.空间、知识、权力[J].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③朱大可.博客、短信改写2005年中国文化格局[J]，世纪桥，2006.01. 第102-1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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