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日常語言中的『用』─並論哲學的『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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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談到，『用』與需求有關，如果人類沒有任何需求，存在與人也就構不成『用』的關係。人為什麼有需要，為什麼需要『用』，這是至此我們還沒有提出的問題。人有需要，人需要『用』、離不開『用』，甚至須臾都離不開，這一點連懷疑主義者恐怕都不會懷疑。追問人為什麼需要『用』，為什麼離不開『用』這一問題，也就是追問人的本性。上帝或任何其它被信以為最高的人格神（假如真實存在的話），往往被設定為自身就是完全『自滿的』和『自足的』，它們沒有需要，不需要用。但普通的事物不是這樣，具有特別性的人類也不是這樣。事物不能在孤立的世界中存在，它必須在與其它事物的關聯中存在，單靠它自身不能實現『循環』和『滿足』，它必須通過與外部世界的不斷對流來維持自身、滿足自身。人類像其它事物一樣，他不是『封閉性的』、『自足性的』存在，他只有在與其它事物的關聯中、在與其它許多事物的交換和交流中才能存在。從這種意義上說，所有的事物都是不自由的，而在所有的不自由的事物中人又是最不自由的。盧梭所說的『人生下來就是自由的』不過是一種浪漫的理想和信仰，人實際上可能更像他所說的那樣，『無往而不在枷鎖中』。莊子清楚地認識到了人的不自由性和『有待性』，他所作的努力就是設法克服人的不自由性，使人能夠徹底逍遙和進行極限之游，他把他想象出來的不受約束的『神人』和『至人』看作是這方面的樣板。但是，『無待』是不可超越的極限，人最終只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有待，人不自在，是自然造化的結果（有人解釋為是造物主的結果），是他不得不接受的一種宿命，不是他生來就願意這樣。因此，人並總是主動的，他也是被動的。他是一種被限制的存在，或者是一種被束縛的存在。被限制或被束縛當然並不是人獨有的局限，其它許多事物都有這種局限，只是於人為甚罷了。非自在和不能自足的人，或者說有待的和被限制的人，時刻需要與外部世界保持聯繫，『用』就是人類的根源性聯繫。由於這種聯繫是人類所需要的，所以這種聯繫，對人類來說也是一種『依賴』。至此，我們也許又可以說，『用』既是『合意』和『適意』，也是『依賴』和『依靠』；『用』是為了滿足種種被『限制』的我們而被我們意識到和進入到我們生活中的所有之存在。

    人習慣於認為自己是自主的和主動的，因此，往往就會從自主性的立場去觀察人和用的關係。在這種意識之下，『用』是受人支配的，『用』是為了人而存在，人是目的，用是手段。人不只是接受已有現成的、直接上手的『用』，他也主動地不斷去發現和擴展潛在的『用』，並發明和製造了一系列人工之『用』。技術和工具，最能代表人類在『實用』方面所取得的傑出成就。從技術、工具和器具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人類為擴展和發明新的『用』所作出的各種努力。現代文明的最根本特徵，就是憑藉大量的和極為有效的實用性技術和工具，生產出以往所不可想像的豐富的實用性物品，以滿足人類的生活欲求。功利主義哲學和實用主義哲學興起的背景之一，可以看作是對這種『實用性』文明在人類生活中迅速成長所作出的一種直接反應。『用』特別是『實用』，對人類來說從來就是重要的，它是人類得以存在的基本可能性，人不能在與生俱關的用這一切己性之外的世界中存在。

    但是，『用』對人類的巨大價值和作用，又容易掩蓋住它對人類的異己性和排斥性。實際上，稍不留神，用就會成為人類的敵人和殺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實用性的技術。它無疑使人獲得了驚人的力量、效率和解放。但正如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已經揭示的那樣，在某種程度上，技術反過來又成了人的『框架』，成為威脅和控制人的可怕力量，如核子武器。毒品是『用』危害人類的另一個極端性例子。從醫學的角度來說 毒品的合理使用，具有治療人類疾病的功效，但對於為了在毒品中獲得大用而染上了毒癮的人來說，他越是依賴毒品，毒品越是對他有用，他也就越會成為毒品的犧牲品。我們往往過高地估計人類對用的控制能力，想當然地認為人類總是居高臨下地主宰用、控制用，使用用，而很少意識到我們被用牽着鼻子走這種事實上並不少見的情形，更不用說去考慮如何消除用的異己性，用的有害性。我們必須記往，用也是有毒的，甚至是劇毒。對於『用』，我們必須學會恰當的使用，就像柏格拉圖所說的那樣，適度地去用。當『用』超出『適用』和『適度』的意義時，『用』就變成了一種異己物，人也就成了用的奴役，『人為物役』，『人為財死』是人們所熟悉的說法。『存在物』越是作為『用』進入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就越是需要它，離不開它。『用』總是『占有』和『占用』，我們『用』得越多，也就是『占有』得越多。人類之用『用』，本來就是人的『依賴』，本來就是被限制的人的產物。用一旦異化，就會增加人的依賴性，增加人的限制性。在現代社會中，人所用的事物是最多的，這是傳統社會所無法比擬的，也是令現代人感到自豪的地方。但是反過來說，人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增加，相應的用的異化性也達到了驚人的程度。特別是，當我們把『用』越來越限制在『實用性』上的時侯，情況就更令人擔憂。人把自己完全『拋投』在『實用』之中，讓自己隨着『實用』漂泊，在『實用』天地里煩忙不已，無暇反省自我、追問自己是『誰』。衡量價值的標準，就像衡量一塊麵包、一把鋤頭或一塊抹布那樣，完全以對我們是否有『直接』和『當下』的『實用性』為轉移。程頤曾說過輕視『實用性』的『道著用，便不是』的話，但在現代社會中這句話就應該改為『道不着實用，便不是』。人們沉淪於狹隘的『實用』之中，唯『實用是從』，除了相信直接的『實用』有用之外，其它的一切都被詛咒為『無用』。人的心靈越來越像幽閉在『機器中的幽靈』（ghost in a machine），失去了神彩、優雅、趣味和神聖。如果說這是現代實用文明讓人類的精神所付出的代價，那麼這個代價可能過於沉重。我想，人們不會希望現代過度的技術實用文明繼續成為催化人類精神病的溫床。人的心理障礙重重，心靈埋伏着創傷，靈魂焦慮不安，如果可以把這稱之為『人類精神生態的危機』，那麼這種危機比自然生態危機一點都不輕緩。人的心靈需要得到調理，心靈創傷需要得到安撫，靈魂需要得到救贖，我們應該尋找『非實用之用』來克服人類的精神生態危機。當然，我們千萬不要誤解，人類精神生態危機的根源，都來自『實用性』的工具理性，其中也有來自精神領域自身中的病態物。人類在尋找解決精神困境的途徑時，不小心也容易陷入到嚴重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