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漢學論著翻譯規範的探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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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前些年海外學人所用中國的資料大多來自港台，因此對這兩地學界的學術情況應給予一定的重視。在國家圖書館可查的台灣書目文獻限於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後的出版物僅借到王世慶主編的，美國亞洲學會台灣研究資料專刊之一【台灣研究中文書目（史地之部）】（台灣環球書社1976年）一書。其他目錄則散見於年鑑或分類學科的論文索引中。近十年內的最新著述目錄仍無處獲知。在查尋【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時，幾乎是借一種刊物僅能核對一條材料。如查出『張谷城』編寫的【新竹叢志】（新竹市：新竹叢志編輯委員會印行，1952年），非『張古城』；畢慶昌等編【新竹新志】（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不是『畢青長』； 【鹿港開港史】載【台灣文獻】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張炳楠』……都是無工具書可依。而且書中仍有一些音譯無法還原。


    總之，漢學論著翻譯的規範化和精確度是與編寫便利、及時、全面、準確的工具書相輔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漢學研究與世界充分接軌。


    3.高質量的漢學譯作的推出還要求譯與校的努力和協作。


    【從理學到樸學】第226把『柳詒徵』誤排為『柳詒徵』。而且書中所有涉及清人『方東樹』的地方都印為『方東澍』。


    【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從撰寫到翻譯都堪稱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對是卻把近十處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圓仁』都誤作『園仁』；第44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記】；第54頁，把朱熹的【四書集注】印成『【四書】集注』。


    【歐洲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傳〗及其類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頁），把編寫【唐大詔令集】的『宋敏求』，誤印為『宋敏秋』；注55（第257頁），葉德輝【雙梅景叢書】排成【雙梅景業書】；注57（第258頁）撰寫【唐會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於審核的疏忽使譯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遺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時彌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