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曆法與宋夏關係（3）

  : 文史參考

1040年，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日西有一珥。此時正是元昊與北宋在陝西進行一系列戰役期間，元昊大臣楊守素利用這次天象勸元吳進軍攻取延州：『此吾軍勝象也。』[1]157日食本來是凶兆，楊守素利用日食中發生的日珥現象，把它解釋為進軍吉兆，這可能在心理上給西夏軍隊一種鼓舞。此月，元吳攻破金明寨，生擒號稱『鐵壁相公』的宋將李士彬，接着又取得著名的好水川戰役的勝利。
1086年閏二月，太白犯熒惑，術者謂『國有兵喪』，群臣上表請禳；1088年春正月，太白晝見，占曰：『不利用兵。』當時權臣梁乙逋正在對宋邊界州縣進行一系列戰爭，西夏朝中有人希望藉此星象勸梁放棄進攻，梁不聽。1098年九月，有星出東井西，如太白狀，占者云：『宮中有憂。』太后梁氏不聽，繼續發兵攻宋延邊堡寨，十月，親自率兵40萬攻宋平夏城，大敗而歸。1112年二月，白虹貫日。西夏仁宗李乾順命群臣直言得失，御史大夫謀寧克任上疏：『願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備，毋徒慕好士之虛名，而忘御邊之實務。』這是大臣利用天象勸西夏皇帝不要只重文飾，應加強邊境武備防禦，不可放鬆對宋的軍事戒備[1]313、321、347―348、371。天文星占在宋夏雙方的軍事策略、軍事行動中是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因素。

三、曆法頒賜與宋夏關係

曆日頒賜即所謂頒布正朔，『正』是指一年之始，『朔』是指一月之始，正朔是曆法的基本內容。頒賜曆法、宣布正朔是王朝行使上天賦予的權威，制定時間節律的一種壟斷性特權。這種宣布正朔的特權是擁有上天賦予的治權的一種象徵，而接受正朔就是承認王朝的統治權，是臣服的象徵[7]。正朔的發布與接受是關係到王朝的治權能否實現的大問題，自古就為王朝統治者所重視，【周禮・大宗伯】：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曆法制定了王朝的時間節律，一切行動都要符合於這種節律，即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定曆法實際就是取得建立時間坐標的權力，接受賜歷就表明承認這種時間坐標，所有的活動也隨之納入這種時間體系中。王朝向周邊國家的曆法頒賜實際上是制定統一的時間標準，這既是文化認同的基礎，也是華夏文明圈朝貢體制的基礎。
西夏與宋之間，是否奉宋正朔是衡量二者間關係的一個指標，服則奉正朔，叛則不奉正朔。宋初，『西夏自保吉m擾，羌戎不知正朔幾十年。德明遣供使表請，真宗以新曆並新曆賜之。初，詔延州牙校齎往，比聞德明茸館、修道路以待朝命，乃命x門祗候往賜，德明受而行之。』[1]105李繼遷在和宋戰爭期間是不奉宋朝正朔的，宋真宗景德三年，李德明接受宋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的封號，宋夏迎來一個和平時期。景德四年，李德明即奉宋朝頒定的儀天曆，這是西夏奉宋朝正朔的最早記錄，德明茸館、修道路以受賜曆法，宋朝起初派牙校前往賜歷，後改派x門祗候前往賜歷，顯示雙方對此都非常重視。『德明時，行中國【儀天萬年曆】垂三十年』；天聖元年，真宗命司天張奎製成【崇天萬年曆】，『未及頒，而囊霄稱帝，自為曆日，行於國中』，李元昊叛宋稱帝，不行宋之正朔而自製曆法。元昊設立『大恆歷院』編制頒行曆法，元昊顯然認為唯有頒布自己的曆法正朔才是擁有天命的表現。仁宗慶曆四年，宋夏達成和議，元吳稱臣，宋冊封元吳為夏國主，慶曆五年復向西夏頒賜【崇天萬年曆】[1]209。
此後見於記載的宋賜歷西夏有：英宗治平元年賜西夏諒祚治平二年曆日[8]卷二三，賜夏國主曆日詔；元豐八年，哲宗剛即位，即詔：『夏國遣使進奉，其以新曆賜之』[6]運歷一；哲宗元v二年，宋冊西夏李乾順為夏國主，雙方互有和戰，元v四年仍賜李乾順元v五年曆日[9]卷二六，賜夏國主曆日詔；元符三年徽宗剛即位，又賜西夏元符四年曆日[10]922，實際上並無元符四年，次年即改元建中靖國元年。這一階段雖然宋夏之間戰爭不斷，但名分上西夏仍臣屬於宋，奉宋之正朔，故宋賜歷於西夏。
但可能這種賜歷並不是連續的，在雙方激烈對抗的時候，賜歷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紹聖四年，宋築平夏城扼制西夏，乾順則侵宋大理河東葭蘆河境上空地，雙方關係又變得很緊張，宋『詔罷賜西夏曆日』[5]11527。北宋滅亡後不久西夏就停用宋朝曆日，『故事：每於上年孟冬受中國賜歷。時高宗以乾順附金久，不復頒賜。自是，不行中國曆』[1]396，這其實是南宋完全無力經營西北的一種無奈之舉。
曆法頒賜還可以反映宋夏在西北沙州地區的軍事爭奪和勢力消長。沙州曹氏政權也曾接受宋的頒歷，奉其正朔。據鄧文寬研究，敦煌地區瓜、沙二州，唐德宗興元以前一直用唐歷，吐蕃攻陷敦煌地區以後，王朝權力象徵的曆日無法頒行，從這時起敦煌地區開始自編曆日，即所謂『小歷』；建隆二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遣使入貢；太平興國五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曹延祿遣使入貢，宋讓其繼任歸義軍節度使，對沙州曹延祿的拜官詔書中稱：『奉正朔以惟恭，修職貢而不怠』[6]蕃夷五之一[10]943，大概就是在這前後宋王朝開始向敦煌地區頒歷，敦煌地區又開始有中原王朝正式頒賜的曆法。敦煌遺書中S0612『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應天俱注歷』，其正文首書『大宋國』，下有『王文坦請司天台官本刊定大本曆日』字樣[11]513，其底本可能就是宋的賜歷。這種頒歷可能一直持續到仁宗景v三年西夏攻陷敦煌地區前後。即使西夏攻陷敦煌地區以後，沙州也曾多次遣使入貢，保持與宋朝的聯繫；與此相應，宋朝的紀年還在使用，敦煌莫高窟第444窟窟檐外北壁，保留一則淡墨漢文題記『慶曆六年丙戌歲十二月座□神寫窟記也』。慶曆六年距西夏攻占沙州已10年，仍使用宋朝紀年而不用西夏紀年，表明敦煌仍認同於中原的大宋王朝。這種聯繫一直保持到皇v四年，此後沙州就沒有再向宋遣使入貢，宋朝紀年的題記也不再出現，而西夏紀年的題記開始出現，最早的西夏紀年題記是一則漢文墨書『天賜禮盛國慶二年』的題記，位置在莫高窟第444窟開寶九年所修窟檐門南柱內側。天賜禮盛國慶是西夏惠宗李秉常的年號，國慶二年是1071年，這時距西夏攻占沙州地區已經30餘年。西夏紀年取代宋朝紀年表明西夏到這時才更有效地控制了敦煌地區，而宋對敦煌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則逐漸消失[12]209―229。對敦煌地區頒歷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夏勢力在這一地區的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