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史網 余英時先生在治思想史過程中曾提出這樣一條思路：把思想史本身看做是有生命力的，有傳統的；這個生命，這個傳統的成長並不是完全依賴於外在刺激的，因此單純地用外緣來解釋思想史是行不通的。同樣的外在條件，同樣的政治壓迫，同樣的經濟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傳統中可以產生不同的後果，得到不同的反應。所以在外緣之外，余英時特別強調思想史的內在發展，又稱為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說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後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而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８）］。余英時的思路有着深刻的西方學術背景，與西方史學界研究中國史觀的變化不無關係。當代西方史學界在經歷了種種價值觀的動搖和懷疑之後，對研究中國近代史中以西方為出發點之模式（如：『挑戰與回應』說等）提出挑戰，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結構，這一看法比較有代表性地反映在柯爾（Paul A.Cohen）的專著【在中國發現歷史】［（９）］中。值得注意的是柯爾提出的新概念『劇情主線』（story line）與余英時的『內在理路』概念極其相似，其特徵是強調歷史的內在邏輯和個性發展，謀求中國近百年史本身的中心線索。顯然，單純以『反帝反封建』作為中國近百年史的中心線索並不能概括其要旨，這僅僅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中國人對外在政治情勢的一種反應，是歷史的外緣、表象和顯層次，從根本上忽略了中國自身社會演化的內在動力和變革願望，忽略了文化中國在世界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的大趨勢中所經受的文化結構的離析、分化和重構。如果我們並不把視野局限在１９４９年以前，而是擴展到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甚至不僅僅從中國自身的境遇來理解，而是在『二戰』和『冷戰』的世界格局中來理解，那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的中心線索一以貫之的是東西方文化的內在衝突，當然這種文化衝突是建立在以戰爭為手段、殖民化為目的的政治衝突和經濟衝突基礎之上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卻是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結構的分化、調整和變遷。
透過紛繁複雜的歷史迷霧和變幻不定的政治風雲，我們從文化衝突的角度仍然可以釐清歷史發展的鮮明階段性。大致說來，從鴉片戰爭至今，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呈現出相互區別又彼此銜接的三大歷史階段。從鴉片戰爭到抗戰結束，是中國啟蒙主義文化運動時期；從內戰到文革結束，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時期；從七十年代末到未來若干時期，是中國現代主義文化運動時期。從文化衝突角度看，啟蒙主義文化運動時期的主要任務和權力話語是反封建。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反帝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一直是這個時期明確的政治目標，但作為文化目標，反帝國主義文化只有到了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時期才被明確提出來，而此前在文化理想上，西化傾向或以西方現代化的模式作為一個既定標準，無論在什麼派別的思想中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權力話語和文化心態。向西方學習，作為長達百年的理論自覺只有到了建國後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文化運動時期才最終被徹底拋棄。縱觀前兩個文化運動時期，其中兩個突出的特徵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近現代化進程的性質、走向和內涵，這就是：
（一）文化上的移民化與政治上的反殖民化的內在衝突。
（二）從『抗戰』到『冷戰』的戰時文化特質。
在我看來，這兩個特徵是理解中國近百年文化史、思想史、文學史最基本的參照系。文化上的移民化，即『文化中國』（封建傳統的、封閉自足的、僵化沒落的中國）向現代化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世界）的遷移。政治上的反殖民化，即面對世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和殖民及其一系列強行將中國納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行為所做出的本能的抗拒、排斥和鬥爭。這兩種心態的內在衝突首先決定了中國文化進程的內在矛盾，中國近百年史上種種失衡與無序、矛盾與爭論，以至於難以形成有着統一的內在邏輯的現代化運動與此關係極大。其次，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戰時文化特質又從另一方面決定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必須首先從屬於戰備需要，難以形成從容平和、腳踏實地的文化營造氛圍。文藝標準的政治第一，藝術第二；思想上的專制劃一而非多元共存；文化上的保守封閉而非開放自信都與此有關。不明確這一點，也就難以從根本上對中國近百年的文化諸問題，得出合乎歷史必然性的正確理解。
從１９７８年至今，中國文化的進程雖然也部分地伴有反資本主義文化的性質，但總的趨勢卻是不可逆轉的現代主義文化運動。『冷戰』結束後世界文化格局是多元共存，雖然資本主義文化仍然是一股強大的無孔不入的擴展和滲透力量，但『西方中心』的一元論正在消失，一種擺脫了狹隘的政治主義和民族主義，站在人類普遍的立場思考未來的學術立場正在形成。擺脫以西方近代為基準的思考模式，把中國作為世界現代化發展多元化因素的一種特例，謀求中國自身的現代化過程及其特性，已經越來越成為世界學術界的共識。伴隨着商業大潮捲入國際市場經濟格局的中國文化，面臨本世紀又一次巨大的分化、更新和重構。『傳統與現代』的內在衝突再次成為現代主義文化運動的主要矛盾。在這種背景下，『五四』以來的反傳統主義成為人們反思的對象，這是真正的『後五四』語境中的『五四反思』，受到挑戰的是五四以來根源於西方知識傳統中『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有論者指出，五四追求的個人解放和科學主義世界觀合成了一種反傳統的傳統，譬如：文學革命存在一種堅信一切『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的唯革命主義，由此形成了傳統與反傳統的兩極對立架構，早期文學論爭中『文言／白話』、『傳統文學／現代文學』、『死文學／活文學』、『舊文學／新文學』之類普遍通行的思考架構與語彙，即生於此，環繞着這種架構，言辯萬端，逐漸成為教條主義，成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堡壘。問題更在於這種反傳統的傳統所導致的中央集權，仍然沒能將中國擺脫困境，對於現代化事業來說，許多非傳統的東西構成了比傳統本身更為嚴重的障礙。
這是一種頗具威脅性的文化反思，它直接針對的是五四文學革命的思維模式，首當其衝受到挑戰的當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史的框架和概念（比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近百年文學』）似乎還在其次，重要的是如何評價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貢獻。八十年代以來，對二十世紀文學的基本性格和主要貢獻的評估經歷了從『啟蒙的文學』到『文學的啟蒙』。［（１０）］的變化。前者是用思想革命啟蒙論代替政治革命反映論的產物，後者是由文學的外緣轉向文學本體的嘗試，但二者都沒有離開文學的社會文化啟蒙的性格，以之概括五四新文學還差強人意，但擴展到二十世紀文學似乎有失偏頗。至少把三十、四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先鋒派文學冠之以『啟蒙』就難以服眾。顯然這裏涉及到一個文學研究的參照系問題。在我看來，文學史的重寫必須首先把參照系從政治革命、思想啟蒙等外在因素轉向人類五種基本關係上來，即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文明、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係，這是文學所面對的和表現的最基本的關係，中國現代文學也不例外。這是一種永恆的參照系，既不受政治風雲的左右，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它探討的是人的存在問題。以此為參照，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也許會呈現出另一種風貌？！當然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設想，限於篇幅我只能點到為止，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新風貌還有賴於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大膽創新，對此我充滿信心。
作者：肖同慶
（１）關於『人文精神』討論的評述請參見拙作：【尋求價值目標與歷史進程的契合】一文，載【東方】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２）目前學術界流行許多『後』字概念，且遭到許多人的譏諷，我以為，就中國的文化現實而言，『後』字概念是學術界逃避政治敏感點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作為一種學術策略，未嘗不可行。本文亦難逃此例。
（３）余英時：【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載【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版。
（４）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５０頁，東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
（５）張愛玲：【憶胡適之】。
（６）葉維廉：【歷史整體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省思】，收入【中國詩學】三聯書店１９９２年版。
（７）龐朴：【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載【中國社會科學】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８）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９）［美］柯爾【在中國發現歷史】林同奇譯，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７月版。
（１０）這兩個概念來自於陳思和先生，參見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兩種傳統】，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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