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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 古代官场说话讲究多
我们可以鄙薄曹振镛之为人，但同时也得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官场环境催生了曹振镛这类谨小慎微的庸碌官员。
有的皇帝，是不允许臣下有任何口误的。清朝金埴《不下带编》一书说：明朝嘉靖皇帝召太医令徐伟诊脉，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诊脉毕，徐伟回到值班室。皇帝下诏内阁，说：“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并给了徐伟重重的赏赐。徐伟见到诏书，惶惧失色，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如果徐伟口不择言，说“衣在地下”，在嘉靖帝听来，等于骂他是“鬼”，罪该万死。金埴说，嘉靖帝“严而多忌，误有所犯，罪至不宥”。若是遇上嘉靖帝这样的皇帝，官员们哪能不诚惶诚恐?生怕语多必失，要对自己讲的每一个字斟酌再三。不幸的是，嘉靖帝这样严苛的皇帝，在历史上不是个别的。
明朝崇祯帝被认为是刚愎自用的皇帝，不过他有时也显得有些“开明”，对口误者，不责怪，不追究。明朝李清《三垣笔记》一书说，1638年4月的一天，崇祯帝召见地方官员，五人一批，不提问题，让他们自己随便说。这些地方官都是只会磕头不会说话的“磕头虫”，初次见皇帝，惶恐之下闹出了不少笑话：“或语冗碎不可了，上必云‘减省些’;或误称‘臣’为‘知县’;或误称‘上’为‘老大人’，旋觉误，仓皇称‘老皇上’者。上微笑。”官员们讲话错误百出，触犯忌讳，但崇祯帝以微笑表示对这些地方官的宽容。
皇帝也“金口难开”
不但一些官员有意不多说话，而且一些皇帝也刻意少言寡语。
皇帝之口被称为“金口”。俗话说，“金口难开”，意即皇帝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
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据李东阳《燕对录》云：自明英宗天顺时期至明孝宗弘治时期，40年间，英宗、宪宗及即位之初的孝宗，难得召见内阁大臣，每次见面不过一二句话。弘治十年(1497)三月的一天，孝宗听大臣讲解经书毕，召见内阁大臣徐溥、刘健、李东阳等，皇帝讲的话比以往多得多，令李东阳大为惊奇。其实这一天接见内阁大臣，明孝宗只讲了10句话。句子短的只有两三个字，长的也不过20个字。短句如：“近前”，“看文书”，“与先生辈计较”，“吃茶”。在李东阳看来，这是破天荒第一回。
这里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宋朝至和年间(1054-1055)，仁宗皇帝得了很重的病，连续昏迷三天。治愈后，“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首肯，不即摇首”。宋仁宗从此不再开口，仅以点头、摇头表示对大臣的报告允准与否。其实他并没有丧失语言功能。幸亏当时有富弼、韩琦、文彦博、包拯等一批名臣为他支撑局面，朝廷才得以正常运转。
睿智如唐太宗者，也不多言多语。唐太宗言：“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担任给事中并负责起居注的杜正伦说：“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他点破了唐太宗的心思，原来唐太宗是怕多讲话出错，危害百姓，并被后人耻笑(因他的言论都要被史官记录下来，他本人都看不到)。
皇帝讲话一般少之又少，这是树立威势和驾驭群臣的需要。他们一方面标榜以儒家学说治国，一方面采用法家倡导的统治术。《韩非子・主道》云：“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意思是说，君主的原则，以静退为宝。自己不操劳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是拙还是巧;自己不谋划事情而知道臣下的计谋会得福还是会得祸。因此君主虽然不说话，臣下却能很好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虽然对臣下不作规定，臣下也能作出更多的功效。皇帝少说话，显得高深莫测，威严无比，可使臣下产生敬畏之心。
古代官场，没有自由、平等讨论的气氛。要让官员们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很难做到。
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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