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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是兩千年前的華夏聖賢關於執政的最簡潔卻最高度的描述。行政，不是一個主僕互動的過程，亦不是一個公民契約的過程，而是社會道動的過程：公民可（自行、自決、自斷等），則令其自由（讓公民該如何就如何，政府不干涉）；公民不可（一、公民個人不能自行、自決、自斷等；二、公民之間自行、自決、自斷等），則令其有所長智（使其知法知禮，或使其聰慧，以可自行自決自斷等，同時政府主持公道——則執政）。
何謂社會道動？社會，用現代漢語來解釋，是指某範圍內（或地域，或種族等）的人類群體及其共同活動。道動，在此是指人道的運行。合起來就是說，某範圍內人類群體的有秩活動。這裏的人道，用現代漢語解釋是人類活動的秩序，用傳統說法，是依天道而生化的社會道理。因此，人道並不是固定的，其以時代而變化。
執政是社會道動過程，就是說政府執政，是依據『人道』設立並完善法制，再依據法制導引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的過程，這樣則可保證社會活動的秩序化（符乎人道）。任何政府執政行為及政策制定，都局限於『不可，使知之』的範圍。
為何說行政不是一個主僕互動的過程？其實行政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活動，是道動之一象。再者，社會是一個群體系統，執政者本身就是公民之一，亦是法律道德約束的對象，無法與其他公民區別開來。人為的劃分社會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兩大群體，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其直接導致管理者脫離於法律道德之外而不受約束，亦則人道（社會秩序）之外。這種劃分是人治的基礎，其使得管理者立於社會之外，並居高凌駕整個社會，自詡天子而妄立法制妄捏道統。也導致了國家制度、政府政權遭受普遍的『民怨』，並被起義民眾推翻——管理者妄立之法制及妄捏之道統，並非依天道生化的人道，而僅僅是臆斷設立規章，自然遭到被管理者的反對。
西方近代興起的契約論雖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主僕論的『立法』弊端，使得法制的確立獲得更多公民的認同，但並未做到『依天道生化』，致使西方國家民眾居然有時得出『合法則可，不必合理』的枉論，異化了人道的本質（人道是社會『道理』——具客觀性，而非群體契約——具主觀性）。契約論的另一優點是弱化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界限，但卻導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多數人共同決定某些政策或行政行為，這是政府的無限擴大化。
其實行政（則社會管理），作為社會道動之一象，是社會群體活動依據『秩序』（則人道）進行的過程，並不必要政府公務員處處關注社會的動向變化——公民在社會秩序的指引下，是有『智慧及能力』自行活動的。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民不可，使知之』，而其他一些依法制定的政策，並不需要大部分公民參與——如若政策的制定非法，或不合理（不合乎人道），公民完全可以推翻（公民推翻政策本身也是一種行政，因此行政並不一定就是政府公務員對公民做出管理，也可以是公民對公務員做出管理），因此政府可以很小的，而其行政效率也可以很高的。
也就是說，行政的原則是民生——則民本，以民為本。這裏的『民』就是『公民』，任何行政行為或政策，都必須以公民權益為本。
昨日，聽聞廣州有城管被小販砍傷的報道，城管被砍並非大事，令人憂心的是，圍觀的民眾，居然集體冷漠，而在該報道的評論中，居然大多數人持認可的態度，而忽視了『砍傷人』背後的『無人性』。很顯然，設立『城管』部門，及城管執法行為本身，已經將社會劃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兩大派，並且加劇了二者的敵對情勢；另外，設立城管部門的初衷，並非民生，而是政府出於主觀『美化城市』的臆斷進行設立的，意圖以暴力強制執法方式達到目的。
要解決這種社會現象，及執政危機，必須重新確立民生的原則，以解決小販營生方式（如設立免費市集區）為根本目的，制定法律法規，重新確定城管部門職能及執法行為方可。
營生，是公民的基本民權，也是公民普遍的基本的社會活動。政府無權阻止公民營生活動，但可以引導，並為之提供服務。
而小販的營生活動，不得同時損害其他公民權益，如佔道，擾亂社會秩序等。
因此，政府的執政行為就應該是，引導小販營生的社會活動，以保證其不會損害其他公民權益。基於此，政府必須制定法律法規，規範小販的營生活動，規定小販營生活動損害其他公民權益或違反法律規定，並被舉報時的懲罰方式。然後可設立的城管部門的執政行為——引導小販依法進行營生活動，並為其提供不會損害其他公民權益，或致其違法的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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