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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網 從名分上來說，內朝成員並無執政大權，有的還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但他們被皇帝托為心腹，預聞政事，隱權力極大，足以與外朝分庭抗禮，甚至凌駕於外朝之上。不過，內朝官權柄雖重，但終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賦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於皇帝私人的關係網絡，這也使得內朝系統十分便於君主操縱指揮。劉徹因此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君主獨裁。然而，劉徹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變得位高而權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劉徹在世時，儘管擢用外戚近臣，畢竟還能操控局面，劉徹死後，西漢終於無可避免地出現外戚擅權干政之禍，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就是外戚。這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光武帝劉秀承漢祚、建立東漢政權後，鑑於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象，設『尚書台』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台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其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縱『偏房』實現朝綱獨斷。後人評價『兩漢政出於二』，也就是說，漢代的權力結構是複式的，一個正式的權力系統加上一個非正式的副權力系統。『政出於二』是兩漢權力結構的最大弊病。同劉徹創建內朝一樣，劉秀設立尚書台這個副權力系統，本意是要擺脫正式權力系統對皇權的約束與威脅，然而，歷史的鬧劇總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豐滿，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劉秀死後，他留下來的尚書台機構並未能阻止權臣對劉漢政權的篡奪，東漢後期，外戚、豪族等權臣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台，壟斷了朝政。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迎回漢獻帝，第一件事就是讓獻帝賜予其『錄尚書事』之權。而君主要奪回權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個副權力系統，東漢後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輪流專政。
東漢皇室與權臣的明爭暗鬥，以後者取得最後勝利而告終：東漢天下被門閥士族瓜分、顛覆，其後，唐代君主為限制正式官僚系統之權，防止權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參與朝政，但是這個副權力系統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經啟動即無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權勢越來越大，不僅架空正式權力系統，連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對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對正式權力系統的尊重，宋代少見地沒有形成副權力系統，女寵、宦官、外戚、皇室秘書、幸臣等隱權力集團大體上都受到遏制。即使是貴為天下主權者的君主，對於政事也不能一個人說了算。南宋時，內廷國手趙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職非皇室私器，隨便予人是有違政制的，因此趙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開恩。宋孝宗答覆：『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讓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堅執不從』，並且表示：『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孝宗唯有一聲浩嘆：『書生難與他說話！』
趙鄂終日陪皇帝下棋，與孝宗關係極好，按說是頗有隱權力的，但宋代比較健康的權力結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禦隱權力，連皇帝也不敢肆無忌憚地破壞這個權力結構。
遺憾的是，好景不長，趙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後，君主對正式權力系統保持尊重的權力格局不再出現，大宋也難逃『共』天下的圈囿。至明清又出現了與宰相、太監，與胥吏共天下的難堪局面。
從漢代一路看過來，不難發現：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權、借重隱權力集團鉗制正式的官僚系統，正是歷代君主搞獨裁的不二法門。
皇帝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對付官僚系統，是因為從漢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現代化之前的中國，對君主獨裁權力構成最大制約的不是民主、憲政，而是一個複雜、完備、科層化的官僚系統，因為權力在科層化結構中流動，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規範性、程序性的規制，科層化越高，權力受到的規制就越大。如果把權力比喻為流水，科層化結構就是管道，約束着流水的橫衝直撞。權欲旺盛的雄才之主當然難以容忍這些管道分流了權力，於是繞過正式的權力管道系統，利用親近的私臣組建非正式的簡陋的權力容器，因其簡陋、非正式，也就更便於人主操縱。
但是，這些臨時性質的權力容器難免會慢慢固化、複雜化，甚至變成正式權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過來分化了獨裁權力。換句話說，『偏房』掌權日久，往往又會演化成『正室』，如漢代的尚書，原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到了唐代則是名正言順的宰相機構。後世的君主為『盡收威柄，一總事權』，又另設一個易於指揮的權力容器，然而，時過境遷，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轍。歷史簡直給獨裁者下了一道反覆發作的惡咒。
那些叨念着『大權不可旁落』的獨裁者不會明白這樣的道理：分散在複雜管道的權力儘管不易為君主任意擺佈，但顛覆性不高，因為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並且受到程序性與規範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擺脫了科層束縛的隱權力雖然便於指使，但一旦失控則如洪水決堤，一發而不可收拾。西漢劉徹置內朝捋奪宰相之權，但後來內朝的外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顛覆了西漢；東漢劉秀將三公閒置，倚重尚書台，但尚書台的領袖最後竟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明代的朱元璋乾脆廢了宰相，啟用內閣，但內閣體制卻培養出『九千歲』的權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盡收權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權力更容易被親近的隱權力集團假借、竊取，只要人主軟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們姑且稱之為『偏房的陷阱』。這也是為什麼歷代一再發生近臣亂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燾認為『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實，獨裁者哪能容忍權力被分寄？只是他們缺乏歷史的眼界，看不到獨裁的陷阱，最後與『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毀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
(吳 鈎)
來源：人民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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