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养老制度顶层设计既要经济理性，也要人文关怀

　　在杭州举行的“社会保障30人论坛”年会上，我在会议发言中讲了一个理念：衡量一个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应该用两把尺子：一把尺子叫“经济理性”，一把尺子叫“人文关怀”。我们不能光顾经济理性而漠视人文关怀，我们也不能光讲人文关怀而不顾经济理性。但在现实中有一个倾向，就是经济理性过甚，人文关怀不足。

　　有些学者有一个很理想的方案，就做一个养老金的公式出来，然后按照这个公式来计算养老金就行了。但是，应该搞清楚，实际上，任何一个政策都是一个政治决定，没有一个政策是学者算出来的。养老金是从哪儿来的？有学者说是大家缴费纳税，这个观点错了。因为他把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看成是保险。保险的钱是哪儿来的？确实是大家的交费。但我们现在讲的养老保险本身是为了养老而设的一个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跟保险的考虑是不一样的。保险一般会设定一个交费年限，然后每个月交多少钱；到双方协议的年龄后，每个月可以领多少钱———保险只要完成这个契约就行了。保险现在保证你的，譬如退休以后每个月可以拿5000块钱，看起来很多，但几十年后5000块钱是否够你生活，它是不管的。社会保险保障的是你的基本生活需要，到那个时候拿的钱如果不够基本生活的话，政府要补贴。现在政府已经连续9年调整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标准，虽然大家还不满意，但毕竟已经调整了9年。所以，拿这个养老金不是单纯按计算出来的金额来发的，实际上养老金的本质是社会分配。在所有的社会保障教科书中，养老保险的钱来自于三方筹资：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国家财政。在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不够的情况下，财政要补贴。这是社会保险的国际惯例。

　　在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的前提下，光靠现收现支的方式不可持续，也就是说光靠缴费来维持不可持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有些精算或研究，只是证明了这个常识是对的，证明了光靠缴费的现收现支不可持续。但是，如果在缴费之外再加上别的因素是不是可以平衡呢？从现在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国家财政的补贴一定要有。日本的国民年金，政府补贴是每年支出金额的一半，也就是说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只占一半，还有一半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其实几个人养几个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可能影响很大，但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因为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劳动生产率。如果每个人创造的财富能力提高了，社会财富规模很大，几个人养几个人，甚至2个人养1个人也就不成问题了。当然这都是假设，但首先要讲，并不是说几个人养几个人就绝对不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学者没有说得很明白。他们所列举的理由中，都隐含着一个说法，这就是保险制度只能付15年。因为他们认为到老龄化高峰时，人均预期寿命是80岁，所以必须到65岁才能退休。他们所谓的根据精算得出的“只能支付15年”其实与保险公司的生命周期表相关。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们做农村社会保险时，想尽办法跟保险公司要来一张生命周期表，那时说的是10年，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只能支付10年”，但现在变成“只能支付15年”了。从那时到现在过了20多年，“只能支付”就多了5年。如果再往后，生命周期表是否还会变？是否变成“只能支付20年”？还有，保险公司是企业，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社会保险是国家制度，是民生事业，这点我们不要忘记。所以，他们讲的“只能支付15年”不是一个铁律，“只能支付多少年”其实是可以变的。

　　最后一点是我最近想到的，与人文关怀有密切联系。就是女性50岁和55岁退休，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按照社会学的说法，你要去推翻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北京电视台最近做了一个节目，记者采访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女性，问她为什么这么大年龄才生孩子，这位女性的回答是“我的母亲刚退休”。现在育龄妇女将生孩子跟母亲退休联系到一起了。一般来说，女性50岁退休，会先用3—5年时间帮子女带孩子。过几年后，孩子上学了，她们的精力又要转移到服侍上一代老人的身上。大家想一想，她们仅仅是拿了1000多块钱到2000块钱的退休金，却给社会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我们国家0—3岁的孩子，是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我们70—80岁以上老人的公共服务也是非常不足的。为什么中国还能平安无事？因为中国有女性50岁、55岁退休，她们照顾孩子和上一代老人同样也是社会劳动。当然不仅是女性，男性“低龄老人”也在干着相同的事情。如果所有的人都到65岁退休，就没有人有精力再去带孩子、再去服侍老人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换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很好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需要这些“低龄老人”退休后去带孩子、去照顾老人，这1000块钱到2000块钱就是国家给他们的社会工资。从这个角度想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更心平气和一点？(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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