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梁劍：現代漢語哲學語彙譜系學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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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
在現代漢語中，『性』往往作為nautre、essense 的譯名得到理解，意味着在現象背後固定不變且決定着現象的某種東西。與此相應，英語世界也往往在nautre、essense的意義上理理解中國傳統文獻中的『性』。初看起來，以『性』對應『nature』並無不妥之處；甚至可以說，『性』是少數幾個可以在英文中找到對應詞的哲學術語之一。從義理上說，中國傳統文獻中的『性』有時候的確是在相當於nautre、essense的意義上使用的。而且從語源上說，『性』與『nature』也有巧妙的相通之處。一方面，『nature』 在拉丁文裏為natura，它所對應的動詞nascor意為『我出生』（I am born）；『nature』在希臘文裏為physis，而physis對應的動詞phyo（現在時直陳式主動態第一人稱單數形式）意為『我生長』。另一方面，『性』從『生』，由『生』得義。詞源上表面的相似實際上卻是誤導性的。『nature』 出自拉丁文nascor，後者意謂的『I am born』這使得nature通常被理解為某種先天的（innate）、於出生之頃被賦予的東西。⒃但是，葛瑞漢已經觀察到，『中國早期思想家在討論「性」的時候，很少想到事物於其開端處所獲得的固定不變的性質，除非他們在思考水之類的非生命；恰恰相反，他們所關心的是事物的發展：它自然而然，同時又只在不受傷害、滋養充足的情形下充分實現潛能。孟子尤其如此。他似乎從來沒有把目光往後投向出生之頃；他總是朝前注視着持續生長所帶來的成熟狀態。』⒄然而，這一古代思想傳統，在現代漢語對『性』的nautre、essense 層面的理解，或者說，本質主義的理解中，已經在很當大的程度上被遮蔽、被遺忘了。郝大維和安樂哲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因此主張說，像『德者，性之端』（【禮記•樂記】）、『天命之謂性』（【中庸】）這樣一些句子中的『性』與其譯『nature』，倒不如譯為『natural tendency』。因為『nature』把『性』解讀為某種類似『本質性』（essential nature）的東西，仿佛『性』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質，一種業已框定的先決潛質。相形之下，『natural tendency』這個譯名可以突出『性』的過程性和生成性，避免本質主義的理解。⒅葛瑞漢也承認說：將「性」譯為『nature』，容易使我們錯誤地把孟子所說的『性』當成某個超越性的來源；但孟子實際上把『性』理解為特定方向的自然發展。⒆
葛瑞漢、郝大維和安樂哲都注意到『性』在先秦時期所蘊含的過程義、生長義。在一定意義上，王船山著名的『性日生日成說』正是回到了這一先秦傳統。在王船山看來，天日授人以理氣，人日受以為形性。無時無刻不有氣之生，無時無刻不需有形體的滋養；無時無刻不有理之生，無時無刻不需有德性的修煉。這首先意味着，人性不是現成的，非『一受之成型，而終古不易』；恰恰相反，它未成而待成。人具有未定性。人性在於它的『生』：『人無定名，因生而得名為人也。』⒇或者說，人的本質恰恰在於它的尚未成其本質。
在『形而上』、『時』、『性』這三個基本範疇這裏，現代漢語學術語彙所面臨的普遍困境嶄露無遺：現代漢語學術語彙的一些基本範疇首先是作為譯名得到思考與理解的，由此，現代漢語幾乎淪為一種無根的語言。
曾師從海德格爾的日本學者九鬼周造認為，一種語言中的基本詞反映了一個民族特殊的存在樣態，因此很難轉譯成另一種語言。另一方面，如果一種語言的基本詞只有從其它語言出發才能得到理解，那麼，對於這種語言來說意味着什麼呢？九鬼以法文詞esprit為例：如果將esprit輸入德文，譯成Geist會怎麼樣呢？九鬼認為，esprit帶有Geist所本不具有的意義；如果要把這層意思用Geist來表達，那麼，人們也只是在把Geist 作為esprit的譯名來使用的時候才意識到這層意思。『在這樣的場合下，除了本來的意味內容之外，還使它強行帶上了另一種（來自源語言的）新的色彩。或者說，將另一種新的意味輸入了（目標）語言之中。這樣一種新的意味，並不是自己本國人有機創造的東西，而只不過是從其他國家機械輸入的東西罷了。』（21）現代漢語人的命運便是：不得不在從其他國家機械輸入的的語詞意義中生存，並且大有『弱喪而不知歸』之勢。換言之，作為一種翻譯語言，現代漢語是一種無根的語言；不唯如此，現代漢語對自己的這種無根性根本上還缺乏自覺的、更毋庸說充分的認識。很難想像，一種無根的語言能夠勝任哲學之思的工作。
陳嘉映先生從另一個角度闡發了現代漢語的困境。相形之下，陳嘉映先生更強調了現代漢語學術詞彙如何與日常語言貫通的問題。『語言是給定的，但不是超驗的給定而是歷史的給定。Transendent，transzendental，a priori這些術語，在西方哲學史上盤根錯節，中文譯作「先驗的」、「超驗的」、「先天的」等等。這裏有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當代中國學術語彙的困境：我們既要了解這些語詞背後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譯名的由來；如果這些中文語詞有日常用法（但願如此！），我們就還得考慮術語和日常用法的關係。』（22）如果沒有日常生活的土壤，如果哲學語言不能進入日常生活，那麼，通過移植而來的西文概念將是無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