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特區報 學者朱競幾年前曾主編文集【漢語的危機】，收錄了若干知識分子內心的反省文字。在這本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書中，一個久被忽略的現象被全方位地敞開：大多數中國人賴以安頓精神的漢語正在生病，已經在學術表述和日常應用中喪失了它本有的優美和力量，保衛漢語已經是我們必須承擔的使命。
從根本上說，朱競等人的話語表徵了一種深刻的譜系意識。語言是思想的家，漢語知識分子註定要生活在歷史賜給我們的家中。離開了漢語，我們就會淪落為本土的異鄉人。從根本上說，不是我們在說漢語，而是漢語在說我們。漢語的靈性就是我們的理性，漢語的殘缺就是我們的殘缺。某種語言和屬於它的人擁有共同的命運。這是個樸實的道理，但卻被遺忘多年。
從晚清時期起，語言工具論就開始蔓延，造就出大批漠視乃至仇恨傳統文化的個體。此後，語言的根基性和神聖性被漠視和嘲笑。它被貶為隨時可以拋棄的工具，似乎與斧頭、煙灰缸並無本質區別。在許多激進者眼中，漢語不過是諸多工具中落後的一種，已經無法承擔現代之思。它即使不被拋棄，也需要簡化。
2001年，當時頗有影響的青年學者摩羅發表了【請文言文退出基礎教育】(【粵海風】2001年第5期)。這篇文章所直接探討的雖然是中學語文教學問題，但其首要任務卻是為古代漢語出具在他看來延宕已久的死亡證明，完成對古代漢語的送葬儀式。在文章中，作者多次宣稱古代漢語是『一種業已死亡的語言』，應該屬於墓地和展覽館，而不應被強行拖入現代人的生活中，讓已死的語言和語法戕害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為了證明古代漢語業已死亡這個論斷，他提出(1)古代漢語已經失去了工具效用(2)中國古文的道理不適用於現代社會兩個命題。這兩個命題都建立在語言工具說的前提上，本不成立，但卻代表了長期佔據主流的文化立場。受此影響，對漢語的持續漠視最終結出了『惡之花』：許多漢語知識分子淪落為不諳漢語的無根者；國民的漢語詞彙量急劇減少；大學校長讀錯字；研究生只能寫出扭曲、破碎、殘缺、豪無美感的句子。正是在這種背景中，呼籲保衛漢語的聲音才開始升起。它有些蒼涼，透露出些許無奈意味，但卻道出了部分真相。
可喜的是，隨着經濟的持續增長，漢語的命運出現了轉機。部分知識分子開始率先重估傳統，國學熱再度興起，部分電視台也推出了旨在復興漢語的節目。與莫言等漢語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樣，這是個可喜的徵兆，預示着漢語復興運動已經再次開始。現在，是否復興漢語已經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如何復興：作為漢語的傳人，我們應該怎樣建設自己精神的居所？
事實上，答案已經顯現出來：推動漢語復興的我們要不斷回到它的源頭，但這並不意味着回到過去。在這方面，西方的文藝復興可以提供重要的參照。我們知道，西方文化的文藝復興由兩種看似相互衝突的立場所推動：一方面，復活希臘和古羅馬的古典文化成為持久的風氣，另一方面，對於古代權威的批評日益成為文學乃至文化的主題。這兩種立場實際上並不矛盾：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講，古代文化是不可能復活的，『我』在試圖復活古代文化時所造就的是一種新的文化，而 『我』作為復興行動的主體完全有理由批判性地對待古代文化，所以，復活古代文化本身並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將古代復活為當下文化創造的資源。對此，【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的作者布克哈特總結得非常清晰：『文藝復興不僅是片段的模仿或零碎的搜集，而是一個新生……』
與西方文化的文藝復興一樣，漢語文藝復興也必須超越對聖賢之學的單純繼承，以批判、選擇、整合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完成漢語文化從前現代形態到現代形態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漢語的字、詞、文本都必須經歷必要的革命，以消解積澱於其中的主奴關係、等級意識、家族本位觀念，使它原本具有的眾生平等、萬物和諧共處、尊重自然的觀念發揚光大，最終造就出一種立足於個體良知而又泛愛眾生的全新漢語文化。在復活古代漢語時，後者所承載的等級觀念、道德中心主義、欠分化的致思狀態都應該退回到資料和背景的位置上，我們所關注的應該是生產性的深層語言遊戲，創造出更富有魔力和超越性的漢語文本。中學語文課本和公民啟蒙讀物要選擇能體現古人『贊天地之化育』的生態意識和『不可奪志』之高邁、獨立、坦蕩精神的古代漢語篇章。總而言之，漢語復興應該屬於中華民族自我超越的一部分。
漢語的復興才剛剛開始。承擔天命的我們還在路上，需要不斷眺望未來，修正方向。在這個過程中，文化自信和正確的選擇同樣重要。(本文作者系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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