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煒：從周朝文明的現代氣質看中國文明的優異先進

為什麼說周人的理性化程度明顯超過商人？文獻和考古發掘表明，周人雖仍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卻已拋棄了商人的上帝觀，轉而強調『以德配天』。

據湯因比、雅斯貝斯等人稱，中國文明是一個『早熟』、智慧的文明。何以見得？中國文明在先秦時代理性化程度就相當高了，明顯高過其他文明；大多數古代文明早已消亡，而中國文明以其中道與和平的精神卻能一直延續下來，雖也有漲有落，有榮有枯，大體上卻算得上長盛不衰。這種認知與五四以來很多人把中國文明說得一無是處，把它打成『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真有天壤之別。

為什麼說中國文明很早就有了高度理性的思維？稍稍瀏覽了一下中國歷史，便不難發現周與商之間有一個明顯的斷裂，這一斷裂的本質在於周人的思維發生了理性化飛躍。在此之前，人們對鬼神是非常恐懼的，所以祭祀非常發達，堪比同時代的兩河流域乃至七八百年後的古希臘。商人祭祀上帝或鬼神，動輒就用幾十甚至幾百個人殉葬，其中大多數為奴隸，但也不乏有地位的人即貴族。這種現象，現稱之為『人殉』，是畏懼超自然力量的結果。商人覺得，上帝或鬼神很難打點，要是獻出寶貴的人類生命，就不會得罪它們。為討好它們或撫平心中恐懼，竟不惜犧牲人類生命。這是實實在在的恐懼，決非說說而已。這表明，比之周邊國或部落，商人文明程度雖然更高，但總的說來仍非常愚昧。

為什麼說周人的理性化程度明顯超過商人？文獻和考古發掘表明，周人雖仍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卻已拋棄了商人的上帝觀，轉而強調『以德配天』，即，以基於觀察、推理和分析的實際行動而非繁瑣的祭儀來『取悅』上天，永保天命。那麼為什麼只是到了公元前11世紀，周人才得出這一認識，而非更早或更晚？這是因為此前看似無比強大的商，在弱小的周及其盟邦打擊下，突然間便土崩瓦解了。於是，周人總結教訓，追問自己為何能以弱勝強，取得宗主地位。正是在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永享天命的期許中，周人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道德自覺。他們意識到，商人用來嚇唬弱小部族的上帝觀或鬼神崇拜，是沒有根據的；商之所以滅亡，根本原因在於統治者未能『以德配天』，未能『敬德保民』，而非因為不祭拜上帝，或祭祀態度不好或方法不對，惹得上帝不高興，不再關照他們了。

其實，早在滅商之前，文王便說過『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一類話，這說明他已意識到，殷紂王不重視夏后氏被商湯滅亡的教訓，後果很嚴重。總之，周人相信，個人或集團只要有合理的行為和良好的道德，就能扭轉不利局面，就能有福氣或吉祥，此所謂『君子德行焉求福，仁義焉求吉』。周人這種思維是高度理性的，或者說具有明顯的現代氣質，而現代中國人都是周文化的傳人，現代中國文明很大程度就是對周文明的傳承。到了春秋時期，孔子甚至對用陶俑代替真人來殉葬也不能容忍了。他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即，最先用陶俑殉葬的人是殘忍的、不人道的；他們難道就不為自己的後人着想，積點德？但孔子說這話，很大程度上是整個共同體的思想氛圍使然，或者說，他的話代表了當時華夏共同體的整體思維或心態。

如果我們讀一讀跟春秋戰國同時期的古希臘歷史，不難發現希臘文明雖比周文明晚七八百年，其鬼神信仰卻仍十分興盛。在古希臘，若遇戰事，人們一定要求神占卜，故各城邦都養了一大群隨軍巫師。此時希臘人的神話思維雖已在解體，理性思維正在躍進，但神話在日常生活中仍起着極重要的作用。柏拉圖寫了很多哲學對話，這些對話不可謂不高度理性，但裡邊人物包括蘇格拉底探討哲學問題時，卻是開口『波塞東』，閉口『阿波羅』。這是先秦諸子中幾乎見不到的。換句話說，按儒家標準，希臘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怪力亂神。再如，希臘神話中有大量淫蕩亂倫、弒父弒母、發瘋發狂的故事。一個人發瘋了，可以殺很多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親兄弟、親姐妹殺死。這也是先秦諸子裡殊難見到的。不妨讀一讀克萊蒙的【勸勉希臘人】，通篇都講的是希臘人的怪力亂神。

作者：深圳大學教授　來源： 深圳特區報網絡版

華夏文明是『先進』的——先行發展的！也是後進的——連綿不斷，與時俱進！

中國文明在先秦時代理性化程度就相當高了，明顯高過其他文明；大多數古代文明早已消亡，而中國文明以其中道與和平的精神卻能一直延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