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秦失之於『強』，宋失之於『弱』？

司馬光『庸人政治』說之得失

司馬光生活的時代去五代之亂不遠，唐末藩鎮割據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對他刺激尤深，所以【資治通鑑】從春秋『尊王抑諸侯』的議論開篇，這當然是很不錯的。遭逢天下大亂之後，對於『穩定比動亂好、統一比分裂好』這番簡單的道理，司馬光是懂得的。

但是，他卻由此進一步得出一個結論，這就是國家選拔人才，如果找不到『聖人』、『君子』，那麼與其用能人，不如用『愚人』，與其用強人，不如用『弱人』。也就是說，與其用能辦事的剛健有為之士，不如用『庸人』。庸人有個好處，就是他雖不能辦事，但也不會生事，他雖不『為人民服務』，但也不至於擾民，如此政權才會穩定，天下才會永遠太平。

他在通鑑開篇就這樣議論說：

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在司馬光看來，秦的制度就是盡用『強人』和功利『小人』的『暴政』，秦之失，恰恰就在於『強』，因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必然擾民、病民，與民爭利。但是，我們一定要記住，司馬光這裡所說的『民』，絕不是指普通老百姓，其實王利器先生早就指出過，司馬光這裡的民特指『富民』，『甚至是封建性和地方性的土豪劣紳』。司馬光站在鄉紳的立場上，他是希望國家與鄉紳分權，即地方由鄉紳按照鄉規民約來治理，而國家官員們只要用詩詞歌賦養養心，不要多事就好了，因此，他轉而追求一個立足於地方分權的『弱政治』和『弱制度』。

司馬光所追求的『分權』是不是民主呢？不是的。分權的前提就是承認特權，所謂分權，也就是說必須給特權階層留下特權之餘地。用司馬光的理論來說，庸人和笨蛋當官便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即使不與特權階層沆瀣一氣，但也絕不至於去動他們的奶酪，即使他想動，也如『乳狗搏人』，最終必為特權階層所制。

在司馬光的政治對立面王安石看來，宋代積弱的根源，恰恰在於其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出了大問題，宋的制度，從根本上違背了秦以來的『先王之制』。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指出，宋的官員選拔機制是完全非理性和無效率的，因為它的『選拔標準』是把選拔庸人作為目的，從而不可避免地把說假話、廢話和空話以及寫大塊文章作為選拔幹部的標準，而把財政、稅收、司法和軍事能力視為危險的歪門邪道，而如此選出來的一定是一大批廢物。這種以選拔『庸人』為標準的制度，得到的只能是等而下之的壞人。

南宋的葉適則在【外稿】中感嘆說：秦所選之官，皆為『強人』，而宋所選之官，則皆為『廢人』。宋根本沒有資格批判和嘲笑秦，因為『秦之失在於強，而今之失，則在於弱矣』。

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巨著【西方將主宰多久】中說，治理國家有兩種方式：高端戰略和低端戰略。所謂高端戰略，就是依靠國家稅收，僱傭職業官員治國理政；所謂低端戰略，就是不依靠統一的國家稅收養職業化的官僚，而是依靠地方貴族（主要是統治者的親戚）自治，甚至讓他們在自己的領地里建立軍隊，只要他們能夠招之即來，那麼國家就不必支付軍隊的費用，並用稅收來維持一個中央政府。

在莫里斯看來，從公元前1000年起，東西方都逐步發生了從『低端戰略』向着『高端戰略』的制度演進，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從『封建』向着『郡縣』的制度演進，在東方，這一制度的飛躍是以秦的統一為標誌，而在西方，則是以羅馬帝國的形成為標誌。

莫里斯說，中華文明第一次開始領先世界，就是從秦始皇開始，因為秦比羅馬更早完成了從低端戰略向高端戰略的制度飛躍，正是在此基礎上，中華文明最終在隋唐時代超越了西方。但是，從宋代開始，士大夫階層的君子與小人、事功與義理爭辯乃至新舊黨爭，對中華文明的命運產生了重大影響，至今迴響不絕。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就必須帶有清醒的批判眼光。（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莫里斯說，中華文明第一次開始領先世界，就是從秦始皇開始，因為秦比羅馬更早完成了從低端戰略向高端戰略的制度飛躍，正是在此基礎上，中華文明最終在隋唐時代超越了西方。

我還能說什麼？原來華夏在隋唐以前一直都是處於西方文明之下！
我不知道五胡亂華給華夏地區帶來多大的災難，但我從作者的筆下看到，原來強漢在歷經五胡亂華『注入生命的鮮血』後，在隋唐終於一躍超越春秋戰國秦漢，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