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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此地稅負較低，明北方的邊民，以及內地的百姓，就因不堪大明王朝的橫徵暴斂，逃亡於此地，並逐漸形成了蒙漢百姓聚居的『板升』。 張居正作爲明朝中後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曾在萬曆皇帝當政時任內閣首輔，輔佐萬曆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10年中，張居正先後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財政上，他清仗田地，推行了『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致使『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一時之間，『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王朝政體爲之肅然。 就個人命運而言，張居正五十八歲猝死之前，就已被授予太傅、太師，是明代唯一生前被贈上柱國，諡文忠（後均被褫奪）的大臣。悲哀的是，由於他功高蓋主，爲萬曆所忌，一俟去世，即被抄家，直至明熹宗天啟二年才爲其恢復名譽。可憐的是，他一直爲大明江山的兩大禍患所焦慮，即所謂的 『東患在屬夷，西患在板升。』而『板升』之患，即張居正的最大捐稅焦慮。 令張首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大明江山萬里，或許並不缺少『板升』彈丸之地的幾斗碎銀，幾捆柴草，幾石粟米。問題在於，長期的人才、技術、稅源流失，有損大明財政，也有辱大明形象。而且，作爲順民的百姓，其品行爲何如此善變，爲了一點蠅頭小利，就背棄大明天子，甘願背井離鄉，投奔茹毛飲血的蠻野之族。 答案就在於，『板升』雖是一個地名，即今天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之蒙漢百姓聚居的地方。蒙語baixing 爲漢語百姓之音譯，有城、屋、堡子之意。但據史載，明嘉靖時期，蒙古俺答汗就統率土默特部駐牧於豐州灘（板升）。因爲此地稅負較低，明北方的邊民，以及內地的百姓，就因不堪大明王朝的橫徵暴斂，逃亡於此地，並逐漸形成了蒙漢百姓聚居的『板升』。 明王朝的橫徵暴斂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史載，『萬曆中年，戶部歲入本（本色，指實物）折（折色，指折收的銀子）錢糧，總1461萬有奇，其折色入內庫者600餘萬，入太倉庫者368萬有奇』。就是說，國家徵收的田賦，竟有2/3流入了宮廷的內庫。爲此，內閣首輔申時行不禁驚呼：『太倉之蓄有限，近日之費無窮……入少出多，勢必難繼。』 與此同時，明神宗的揮霍無度，再加上官吏的橫徵暴斂，以及水、旱、蝗災連年不斷，民怨沸騰。特別是礦監稅使肆無忌憚地壓榨，已經把百姓逼到了絕境。正如時人所說：『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 而且，據內閣大學士趙志皋的揭發，礦監稅使搜刮所得，『進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因此，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就在山東臨清爆發了反對明王朝橫徵暴斂的抗稅風潮，矛頭指向稅使馬堂。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江南也爆發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聲勢、組織最嚴密的反礦監稅使鬥爭。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在明王朝長期無度的苛求與壓榨下，對百姓而言，爲了減輕稅痛，爲了生存，用腿表達自己的捐稅意願，逃亡，無疑是成本最低的選擇。而逃亡定居『板升』的漢人，其成分也就比較複雜，有發配戍邊的囚徒刑犯，也有大量逃難的農民。且對明王朝的好感不多，不是恨之入骨，就是心懷不滿。毋庸諱言，在此民情土壤下，白蓮教等反對明王朝的秘密組織與邊官將士也會積極活動和聚集。 可想而知，面對此種景象，大明首輔張居正自然寢食難安。這些大量湧入『板升』之地的百姓，不僅帶走了人才、技術和資金，而且會長期擠壓大明江山存續的物質基礎——稅源。更爲要命的是，各種反對、脫離明王朝統治的力量在悄然加劇。而這些聚集在『板升』的大量無視大明王朝威權的漢族精英們，已經成爲板升地區的實際主導者，並做了俺答汗的管家或謀主。 當然，事情的發展，並未像張居正想像的那麼嚴重。因爲有一個偶然的事件，即俺答汗的一次『亂倫』鬧劇，完全改變了『板升』發展的軌跡與命運。因爲俺答汗事後追悔莫及，寧肯以求取『封貢』而換回孫子，才使『封貢』贏得了漢蒙之間從隆慶四年（1570年）至崇禎五年（1633年）的幾十年和平。即使『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也是人民捐稅負擔因此大幅度減輕，『稅痛』消減。據史料記載：『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戈，歲省費什七。』 張居正的捐稅焦慮告訴我們，捐稅輕重與優劣，直接關係國民的品行善惡。在好的優良的捐稅體制下，國民的總體品德水平就高。相反，在壞的惡劣的捐稅體制下，國民的總體品德水平就低。 （作者系中國財稅法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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