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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自称上下五千年，但鲜有与经商相关的学术著作。虽尙书，论语等均屡有货殖之说，如尚书·洪范篇云：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殖，广雅云：殖，立也。孔安国注尚书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货殖一词最早即出自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
而稍为详尽描述了经商的一些行为者，便是史记的货殖列传了：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
除此之外，便是范蠡的商经了。
范螽在所着的商经中分为三略，三谋，两大部，这本书的思想是范蠡经商之道的精髓。因此，范蠡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商圣”。而在吴地的历史积淀中，范蠡文化的发展推动了锡商工商文化的繁荣。在工商经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发挥了导引和调节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儒家传统重视全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培养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强调为后代造福的习惯，这些文化基因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东方大国企业精神的典范。他先是养鱼谋生，并着有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经，后又到宜兴山区学习研究陶器的烧制和经销，由于他注意研究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的规律，买卖非常成功。特别是养鱼和经营粮食、陶器等尤为昌盛，成为大江南北的大商贾。其诚信为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特殊的研究价值。被誉为“商圣财神”，可以说，范蠡在宜兴开启了最初繁华的宜兴工商文化，早已播撒下中华民族工商业的精髓，为吴地民族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深深感到范蠡这位圣人的通财之道，正如司马迁曰“故范蠡三徒，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因此，以范蠡为代表的工商文化，确确实实是咱们中国民族工商文化根本。
虽然以范蠡为代表的工商文化，与儒家伦理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狭窄的特定的因果关系，但儒家理论与“强调个人权利意识的新教伦理”具有截然不同的趋向。儒家理论基本点是对“责任感”的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对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承诺。这个实体可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集体或者我们的国家。”
被称为中国商人圣祖的范蠡，是个玩什么都赢的通才，他一辈子主要换了三个地方、三个身分和三种职业，搞过政治，搞过实业，最后也搞过商业，都无所不能。作为一个经历这么丰富的男人，其实心底的深处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文学梦。在他功成身退，又吃穿不愁的时候，这个文学梦终于亲手完成了。他写过《计然篇》，是一本相当实用的励志加经管书，教春秋战国他那个时代的人做生意，成为今天的经管者者们奉他为开山鼻祖，在自己家里挂一幅范蠡的画像，时常焚香祝祷；他还写过兵书：“投石拔距绝于等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出过一本叫《养鱼经》的渔业科普读物，堪称是他经营政治多年的一个不经意的副产品吧，并能从他多年职业生涯中表现出来的冷静，智能和深刻。这样的人才，几千年也就这么一个，所以他虽然身处吴越，没有在中原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留下重笔，却在今天被无数人当神一样崇拜，做官的学他的谋略，搞实业做买卖的奉他为“商圣”，或者资本运作专家，吴地的“锡商”工商文化都以他为传承的福地。
虽然在诸子百家著作中实难找出真正论述经商的学术著作，但并不能说华夏人不经商，不重商，其实华人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商业头脑的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与商相关的名词是儒商，这个称呼也算得上是很高端的称谓了，因为以儒家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认为不管经商也好，行医也罢，持家也好，政治也罢。实际上都是绕不开人际伦理的，所以，学习儒学的人伦，兼上其他诸家的学术，才具备为人处世的基本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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