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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
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不節，及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飢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動經三兩月，胃氣虧之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其死也無疑矣。非惟大梁為然，遠在貞佑、興定間，如東平，如太原，如鳳翔，解圍之後，病傷而死，無不然者。
余在大梁，凡所親見，有表發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氣湯下之者，俄而變結胸、發黃，又以陷胸湯、丸及茵陳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調治差誤，變而似真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輒以平生已試之效，著【內外傷辨惑論】一篇，推明前哲之餘論，歷舉近世之變故，庶幾同志者，審其或中，觸類而長之，免後人之橫夭耳！僭易之罪，將何所逃乎？
這段文字以臨床實例來說明內傷與外感病證的不同，治療各異。
壬辰改元，當在公元1232年。京師，即汴梁，今河南開封。從文字記錄中分析，李東垣所見到的應該是一種急性傳染病，也就是中醫所說的疫病。
一場疫病，啟發了李東垣，創立了內傷學說，這一推理應該是成立的。那麼，李東垣創立的內傷學說是不是主要適用於這一種（或一類）疫病呢？
顯然不是。
疫病僅僅是觸發李東垣靈感的導線而已，李東垣的內傷學說並不是在其治療疫病過程中形成的，而是在他目睹治療疫病的失敗後開始進行理論思考和理論構建的。在臨床實踐中提出疑問（『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耶？』），進而構建新的理論，又用新的理論反覆驗證於臨床（『輒以平生已試之效』），最後形成新的學說體系。
也許有人會問，一場外感疫病怎麼可能觸發出創立內傷學說的靈感呢？
答案是：這場疫病是在內傷病基礎上的疫病。圍城，解圍，『朝飢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時日己久，內傷無疑。疫病是在此內傷基礎上所得。因此，治療時只治外感而不顧及內傷，『其死也無疑矣』。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提及的誤治，應該包括麻黃、桂枝之誤表，巴豆、大黃之誤下，以及陷胸湯、丸以治結胸，茵陳蒿湯以治黃疸等等，都是按【傷寒論】所立之方證以治『傷寒』。
也許，當時大梁城中不乏精研【傷寒論】，善治『傷寒』之高手。但囿於『傷寒』，思維始終不能跳出『傷寒』，即便對【傷寒論】倒背如流，對經方方證爛熟於心，也不免一一誤治。
李東垣的過人之處恰在於：面對如此棘手的臨床問題，敢於且善於提出疑問：『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這一疑問成就了一代大醫，成就了『內傷學說』。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當前的中醫臨床，需要倡導在『學』的基礎上『思』，需要倡導李東垣式的這種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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