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處是吾鄉仕途多難的蘇東坡如何化苦為樂

此心安處是吾鄉仕途多難的蘇東坡如何化苦為樂

每讀【蘇東坡傳】（林語堂著），總為蘇軾多才多藝的稟賦所折服，為其跌宕起伏的仕途所感慨，為其化苦為樂的生活態度所鼓舞。他是士大夫，是詩人，是皇帝的秘書，是心腸慈悲的大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他在不同的角色間來回切換、順利過渡。他一直身處政治漩渦之中，卻光風霽月，超越狗苟蠅營的政治勾當；他面對世俗的榮華富貴，不忮不求，寵辱不驚，隨時隨地吟詩作賦，純然表達所思所感；他一生顛沛流離、苦難連連，卻心安隨緣，曠達灑脫。他之所以有如此修為，正如其詞【定風波】中所言：此心安處是吾鄉。蘇軾忘懷於得失，心安於當下，避免了人生無根蒂，飄若陌上塵的悲劇，獲得了心靈的寧靜和精神的升華，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對待官場進退的淡泊之心。封建時代學而優則仕是許多人的基本價值選擇。蘇軾少負才名，博通經史，考中進士。他一生坎坷，多次沉浮。在宋神宗時曾受重用，然因新舊黨爭，屢遭貶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哲宗即位後，高太后聽政，蘇軾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不久又接連升任至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其時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他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赴杭州當太守。又因作詩訕謗朝政，被人構陷入獄。出獄後被貶黃州。此後多次貶官放逐，遠赴惠州、瓊州，一直到儋州（今海南儋縣）。蘇軾過山車式的政治生涯，足以令常人驚恐不已、心如枯槁。而他卻隨緣自適，深自省察，努力物我兩忘，尋求心靈的真正安寧。黃州時的日子非常艱苦，那兒是長江邊上一個偏僻小鎮，可他依然把生活過得活色生香。他有時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與漁樵為伍，消磨時光。被醉漢東推西搡或粗語相罵，卻自喜漸不為人識。他在論樂與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種看法：樂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

對待事業窮達的仁愛之心。他為官從政盡心盡責，無論居屆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總是力所能及為老百姓做實事、解難事。剛到杭州，而對水災、旱災、瘟疫，開倉濟民，又撥出專款建立中國古代第一座公立醫院。到了穎州、廣州等地又興修水利工程，造福當代百姓。他還建立孤兒院，創立監獄醫師制度。每到一處，心繫百姓，恪盡職守。被貶黃州有職無權，依然兼濟天下。他了解到當地有一惡習，老百姓因天災人禍，家庭不堪重負，往往淹殺初生嬰兒，其中又以女嬰為多。他聞之心酸，為食不下，多方奔走呼號，成立救兒會慈善團體。向富人募捐，用來買米、買布、買被褥，同時派人深入窮鄉僻壤，調查貧苦的孕婦，對於答應養育嬰兒的，則贈以金錢、食物、衣裳；凡捐款者、養育嬰兒者，均記載功德簿，公告於眾，以資弘揚，使垂範後世。他又身體力行，將俸祿中的大部分貢獻給救兒會，自己不惜挨凍受餓。消息傳出，百姓感動之餘爭相解囊，到救兒會捐獻善款者絡繹不絕。

對待環境順逆的豁達之心。他一生沉浮起落，每一次被貶，都離京都越來越遠，生活條件也越來越差，可他能坦然處之。哲宗親政後，被貶到惠州，這在當時是非常偏遠落後的地區，也是最殘酷的流放，但他隨遇而安，絲毫沒有被放逐的挫折感和失落心態。每天徜徉於荔枝林中，享受着適意的人生，寫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常作嶺南人的千古絕句。一個春日的清晨，聽到道院中傳來一縷縷鐘聲，他又詩興大發，寫下了報道先生春睡遲，道人輕敲五更鐘的略帶慵懶的小詩。據說，這首頗具戲謔意味的小詩傳到當時的宰相章惇耳中，使之勃然大怒。他無法忍受在嶺南這種不毛之地，蘇軾還過得如此舒服，於是又把他貶到海南儋州。這個地方當時條件很差，所有受迫害的舊黨人士，他是唯一被貶到這裡來的。在海南異常艱苦的生活仍然沒能讓他消沉，依然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正如其在【觀棋】詩中所寫：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悠哉游哉，聊復爾耳。

蘇軾的心安是對人生徹悟之後的精神自由，是聚散離合本是緣的達觀，是得即高歌失即休的超然，更是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