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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段儒家代表人物蒋庆先生的主张： 关于教化，在古代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女性从生下来开始，整个社会强大的文化系统就会自然地教化她。她并不一定要去读书，不必像男性一样去读经典与考科举。在她小时候，她的母亲、奶奶就会教她怎样做一个好女孩，也就是怎样做一个好女性，这种教化都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起作用的。但现在没有了。现在日常生活都是西方的那一套了，即家庭教化消失，学校教育补充进来，而学校教育教的都是西方的价值观或女性观，即教女孩如何独立自由地成长。 针对这种情况，家庭就要在女孩小的时候对她进行儒家文化的蒙学教育 假如在中国，教育部长是信奉儒家价值的人，中小学校长也是信奉儒家价值的人，中国的教育就会改观了，像文化大革命批判得最凶的《女儿经》一类的女性教化书籍，就派得上用场了。 这个假如真是触目惊心。如果真是这样，自1949年以来自上而下确立的男女平等重大国策也要改写了。怪不得蒋庆寄望于教育部长，确实，自上而下的男女平等制度，如果没有内化为国民的核心价值，再次自上而下进行强行逆转、走回头路并不难。 不过，遗憾的是，同样是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导向的独生子女现象已经产生了这项国策的非意图后果客观上促进了性别平等。 那些被动、碰巧只养了一个女儿的家庭，事实上已趋于性别平等。女孩在这些家庭中得到了良好教养，该上大学的上大学，想入体制的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体制外生存的也活得风生水起。无论家庭地位还是社会地位，独生子女一代的女性如今已进入而立之年，成为家庭的精神和经济支柱，也谋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今天想要把这一趋势扭转，已经缺乏社会基础了。 那么，儒家的某些代表人物为何还会发出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的奇谈怪论，甚至呼吁对女童重新进行女德教化呢？ 仔细研读蒋庆等人的言论，可以发现，他所借力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阶段性的、局部的女性弱势处境，诸如所谓今天的情人、二奶活得不如合法纳妾时代的女性有安全感有经济保障。蒋庆在其论断中，悄然偷换概念，把经济完全依附于男性、无独立人格的部分女性置换为全体女性，进而鼓吹所谓西方女性老了很凄惨，不如中国古代的妾活得有尊严的奇葩论调。 此外，尊严这种关乎人的意义的内在价值，在蒋庆那里，也被偷换为衣食无忧的安全感。似乎对女性而言，只要有男人愿意提供经济保障，无论她们是妾还是原配，她们就是有尊严的，就是活出了价值的。 在儒家那里，他们是羞于言及爱情的，似乎从来就没有爱情这回事。女性的存在，并不作为追求情爱的主体，而是一个生育的工具，只要社会为儒家的传宗接代需求向女性提供物质保障，女性的人生就完成了其使命，实现了其价值。
观点为什么说儒家不懂爱情和女性价值
87年版《红楼梦》剧照，中坐者为贾母。 可以这么说，儒家是不懂爱情为何物的。这个判断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武断。写过《哲学的慰藉》的阿兰德波顿在他的《爱情笔记》一书里有过一段有趣的论述：我预定带克洛艾去卡拉登的一家中国餐馆，但考虑到中国文化中很少有爱情表白的传统，我也许在其他场所表白爱情更为合适。文化人类学者许烺光认为，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中心，强调感情的重要性相形之下，中国文化是以群体为中心，强调的是集体的重要性，而不是夫妻和他们的爱情。 儒家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的确就是如此。血缘中心和家族本位确立了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也规制了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非主体地位。在这种体制中，追求情爱自由的女性是没有什么空间的。也就难怪在蒋庆的眼里，西方说离婚就离婚、说分手就分手的情爱自由成了女性很惨的论据。蒋庆甚至完全不假思索地预设女人老了以后不知道有多悲惨，在他看来，只要老了没有男人要，女人就毫无价值。 不可否认，即便在今天的西方或中国，的确有一部分女性老了以后不知道有多悲惨，不过，男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人生的价值仅仅依靠年轻为资源，老了就无所事事、了无生趣，谁不凄惨呢？ 遗憾的是，在蒋庆这样的儒家眼里，男人就不存在如何老得体面老得有尊严的问题，好像男人天生不会老去或男人老了也必然老得其所似的。 这种对男女区别对待的态度，源自儒家核心价值观里就把女人视为生育机器的文化规制。只有在这个功能上，女性的年轻才成为最大的资源和优势，也只有持守这个价值观的男性，才会对女性的老去如此焦虑和恐惧，进而把安顿老去的女人视为男人最大的恩赐，视为女性最安稳的归宿。人身依附到了儒家蒋庆的嘴里，成了当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从生命信仰的意义上认同并亲近儒家，使她们可能在儒家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建立依托感和归属感 不懂爱情的儒家们，自然无法理解诸如法国哲学家安德烈高兹对老妻的爱情自白《致D》。这是高兹写给妻子的情书，回忆了他们将近六十年的爱情。老去的妻子怎么还可能拥有爱情呢？在儒家视野里，那是恩赐，是儒家对女性的安顿，怎么可能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恋歌呢？ 不懂爱情的儒家们，把当代知识分子的离婚视为洪水猛兽和道德溃败，尤其自作多情地同情起离婚中的女方，认为正是离婚自由使得现代女性活得很凄惨，再也没有古代安顿妻妾的脉脉温情了。（大概人类历史上也少不了眷念奴隶主的奴隶。） 按照这种逻辑，可以推论，儒家价值观中的男性也必然追求君王和权力的恩宠，否则也是活得凄惨的。这个推论也并不冤枉儒家代表们，从他们渴望充当帝王师，从他们渴望由权力来强制推行对女性的妇德教化的热切欲求中，不难看出对权力挥之不去的这种谄媚依附之态。 只要是缺乏独立人格，无论依附于男性的女性，还是依附于权力的男性，本质上是同构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种食物链的不同给养层而已，其寄生虫本性是相同的。 而高兹这一类的西方哲学家们在探索的，是深刻的爱及对真理纯粹的追求，如何使人的精神世界丰富到足以超越死亡。不过这对多数依附于男人或权力的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是奢侈的要求。那些仅仅为了获得生存保障而躺在婚姻制度里假装说爱的人，所言说的爱，是浅表层面的依恋，无论亲情之爱还是爱情之爱，于他们不过是自怜的映射而已。而更多人除了爱的匮乏，精神上的其他追求也极度依赖世俗成功和仰仗他人恩赐，如是，老了便无自我世俗成功和他人恩赐总是即时回报的，老，成为这些回馈被收走最大的理由。 这似乎也解释了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即中国很大一部分成功男性往往是不重视、不在乎爱情的，那些以爱情的名义拥有的女人，不过是世俗成功的延伸，是代表社会地位的战利品。 儒家文化圈是祖荫下的个体关系，血缘中心的家族主义是儒家最为重要的文化传统。而剥离传宗接代功能的爱情对儒家来是新议程，是陌生的亲密关系，华人并不擅长处理这种关系，只在文学层面偶现，日常生活多是物质至上，血缘至上的。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之间，竟然产生深刻的生命关联、灵魂纠缠，在母凭子贵的儒家那里，显得难以置信便也不奇怪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爱情的确是个艺术的产物。爱本身就是一项新的技艺，只有当人类活得足够浪漫足够百无聊赖之时，才会将它发展出来以彰显人类的与众不同。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听说过爱情，有些人永远不会坠入情网。的确是这样，听说过爱情的人工智能学会了谈情说爱，如科幻电影《Her》所表现的。可是，人类仍然不相信her的爱情，因为，那里看不见心灵，摸不到灵魂。 如果问什么才是人的本质，那么，基于人与机器的显著对比，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人的自我实现中，爱情是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发展的高阶诉求。若少了忘我的爱情，或许我们就无法理解自由的真谛和人的尊严价值，爱，即意味着他/她配得上拥有完整的自由。 从这个角度而言，说不懂爱情的儒家，便不懂人的自由和尊严居于内在价值的何等地位，似乎一点也不过分和武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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