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的努力多元叙事下的监狱图景读〖清代私牢研究〗

求真的努力：多元叙事下的监狱图景——读〖清代私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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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私牢研究〗 陈兆肆著 人民出版社

摆在案前的〖清代私牢研究〗一书，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兆肆博士所著，2015年年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位历史学者『求真』的笔下，其使用多元资料互参比勘之法，给我们展现出了一种多视角的监狱图景。

陈兆肆笔下的清代『私牢』，与法定监狱同中有异，作为彼时羁押未审嫌犯、现审轻犯以及干连证佐的场所，亦时时成为衙役借端需索的利窟。作者尤为关切私牢之中无辜平民的命运，展现他们在官府借助『法权』名义而肆意践踏『人权』下无奈多舛的人生。清代诸如此类名目的私牢设施，如班房（或曰班馆）、卡房、自新所、翼房、黑窑等，作者一一考镜源流。尤有进者，作者秉持『治史如断狱』的理念，以偏信之暗为戒，着意于爬梳清代各类群体对私牢设施之『历史意见』（钱穆先生语），强调充分征用能代表各方立场的多样文献，参伍错综，排比辨诘，以逼近历史真相。是故，文中既大量使用官方立场的实录、档案、律例等文本，同时亦勠力寻找反映『民间立场』的资料。不过，民间立场的资料，殊难寻见于官方史料之中。是故，作者发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广搜博辑，除了使用大量民间京控状纸外，亦十分注意小说文学作品的使用，比如文中所大量采用的小说〖活地狱〗一书，即对吏役群体运作私牢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

作者通过这些不同群体立场的资料，意欲展现清代私牢的多重面向。透过民间立场的资料，私牢无疑是残民以逞的鬼魅地狱。不过，当作者检视以〖衙役职事〗等类吏役立场类的资料时，民间立场的私牢景观彻底被颠覆。在取证技术有欠发达而罪以供定的时代，命盗重案的审理，实有赖于相关邻里佐证尸亲等人供词，为防逃脱，亦为随审随到起见，势不能不对之进行暂时收押。居住条件恶劣，则是因监狱财政有限而不得不然，暴力相向则是为了严讯问供，而在彼时的法律中，捶楚讯供并不算完全违法。

通过京控诉状获得民间私牢情弊的中央官员们，对私牢问题出现了意见上的分裂，并非呈现铁板一块，大致分为御史和刑部二种派别，前者偏向民间立场，而后者则同情吏役主张。有意思的是，即就帝王而言，也出现了康熙和雍正两朝君主态度的绝大差异，前者偏向民间立场，主张杜绝此类私牢，而后者则主要制度化地加以利用，实则折现出两朝君主为政风格和个性的殊异。雍正的主张最终引来地方务实大员的认同，从而推动了地方私牢的『制度化』和『合法化』。然而，地方吏役正是通过这种合法化的改革作掩护，滥施卑伎，舞弊营私。

作者利用这种『众声喧哗』的多元文本互参之法，固然可呈现出清代私牢多面相的图景，难能对其作出『非黑即白』的明确定性，但作者并未就此确定『相对主义』的历史观，而滑入不可知论的境地。在言说同一历史片断时，当不同群体立场的文本出现互异时，作者注重对各类历史叙事文本的细读及其深研，重视对文本背后未言之事的发覆，然后确定『优位叙事』。作者在本书中，往往不自觉地透露出本人的『底层』立场。一般而言，官员和吏役出现事实叙述互异时，作者倾向于对吏役予以更多同情，而吏役与民间出现事实认定互异时，作者又往往倾向于支持民间的主张。在私牢长期禁而不绝的问题上，作者其实取逐层『向上』检视的态度，认为大量官员实与底层吏役存在着利益一体的关联和勾结，甚至是官员而非吏役需对弊病丛生的私牢问题负主要之责，而制度之恶的一面尤不可忽视，如资源与人口之间结构性矛盾突出、逐节自动审转的司法制度、监狱财政的短绌、吏役群体位贱俸薄等，这些无不加剧了清朝私牢问题的严峻性。（作者为人民出版社编辑）

狱制之辨：清代私牢研究中的权力叙事与历史真实

陈兆肆博士《清代私牢研究》以"治史如断狱"的严谨态度，为我们揭开了清代司法体系中这一特殊场域的多重面相。私牢作为法定监狱之外的羁押场所，其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制度性悖论——既是司法程序中的必要环节，又成为权力滥用的渊薮。作者通过多元史料的互证，展现了不同群体对这一制度的"历史意见"，实则揭示了传统中国司法实践中权力与权利的永恒博弈。

在方法论层面，陈著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法制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官方档案呈现的是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而京控状纸与《活地狱》等小说则暴露出制度运行的黑暗现实。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视角，使历史研究摆脱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呈现出司法实践中复杂的权力生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吏役群体立场的发掘，揭示了底层执法者在制度夹缝中的生存逻辑——他们既是压迫的实施者，也是僵化制度的牺牲品。

从康熙的严禁到雍正的制度化，帝王态度的转变折射出清代治理术的深层矛盾。私牢问题上的政策摇摆，实则是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司法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张力的体现。雍正朝的务实转向，反映了传统中国"实用理性"在司法领域的胜利——当理想主义的治理方案遭遇现实困境时，统治者往往选择对既有弊政加以规范而非根除。这种治理逻辑，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陈著对民间立场的特别关注，使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在历史叙事中发声。通过分析京控案件中的冤情陈述，作者揭示了法定程序如何在实际运作中异化为压迫工具。这些被羁押的"干连证佐"，既非罪犯亦非自由之身，其权利保障的缺失，暴露出传统司法中程序正义观念的薄弱。而不同群体对这一现象的态度分歧，则展现了传统社会对"正义"理解的多元性。

《清代私牢研究》最终呈现的，不仅是一段尘封的司法制度史，更是一部关于权力如何运作的社会史。在取证技术落后、司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清代司法系统发展出了一套"将错就错"的实用主义逻辑。这种逻辑既维持了帝国的基本秩序，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陈兆肆博士的研究提醒我们，对历史制度的评价，必须置于特定的时空语境中，既要看到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也要清醒认识其内在的不公正性。这种平衡的历史观，或许正是本书留给当代读者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清代私牢研究》的多元叙事与历史求真

陈兆肆博士所著《清代私牢研究》以“治史如断狱”的严谨态度，通过多元史料互证，揭示了清代私牢这一制度性暴力空间的复杂面相。该书不仅填补了法制史研究的空白，更以“历史意见”的辩证方法，展现了官方、民间、吏役等多方立场的博弈，其学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值得深入探讨。

一、史料互参与“历史意见”的辩证
钱穆先生曾言“历史意见”需从当时人切身感受中提炼。陈氏深谙此道，以实录、律例等官方文献为经，以京控状纸、小说《活地狱》等民间文本为纬，构建起立体化的叙事框架。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单一批判，而是通过《衙役职事》等吏役内部文献，还原了“罪以供定”司法体系下私牢存在的制度逻辑——恶劣环境源于财政困绌，暴力审讯因于取证技术局限。这种“同情之理解”，恰是陈寅恪所倡“了解之同情”的实践。

二、皇权意志与制度异化的张力
书中揭示的康熙、雍正两朝对私牢态度的差异，实为清代治理哲学变迁的缩影。康熙以“仁政”理想试图取缔私牢，雍正则以实用主义将之制度化，这种转变折射出“儒家理想型”与“法家技术化”治理模式的拉锯。而刑部与御史的立场分化，更暴露了官僚体系内部“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永恒矛盾。作者通过帝王朱批与奏折往来，将制度异化的过程动态呈现，恰如瞿同祖所言“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现实妥协。

三、文学证史的方法论启示
陈氏大量采用《活地狱》等小说史料，体现了“以文补史”的洞见。李伯元笔下“胥吏如虎，牢狱若渊”的描写，虽具文学夸张，却与《刑案汇览》中“瘐毙”“索贿”等记载形成互文。这种跨文本研究，暗合陈垣“史源学”之要义——当正史讳言民间疾苦时，稗官野史恰成“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注脚。

结语：求真与人文的双重维度
该书最终超越制度史层面，直指“法权”与“人权”的永恒命题。在考证班房、卡房等设施流变时，作者始终凝视着被碾压的个体命运。这种“史家之笔”与“仁者之心”的结合，恰是乾嘉考据与人文关怀的当代回响。若谓遗憾，或在于对私牢地域性差异的探讨尚有深化空间，然此白璧微瑕，不掩其以多元叙事重构历史真实的学术价值。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