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的努力多元敘事下的監獄圖景讀【清代私牢研究】

求真的努力：多元敘事下的監獄圖景——讀【清代私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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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私牢研究】 陳兆肆著 人民出版社

擺在案前的【清代私牢研究】一書，由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陳兆肆博士所著，2015年年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這位歷史學者『求真』的筆下，其使用多元資料互參比勘之法，給我們展現出了一種多視角的監獄圖景。

陳兆肆筆下的清代『私牢』，與法定監獄同中有異，作為彼時羈押未審嫌犯、現審輕犯以及干連證佐的場所，亦時時成為衙役借端需索的利窟。作者尤為關切私牢之中無辜平民的命運，展現他們在官府藉助『法權』名義而肆意踐踏『人權』下無奈多舛的人生。清代諸如此類名目的私牢設施，如班房（或曰班館）、卡房、自新所、翼房、黑窯等，作者一一考鏡源流。尤有進者，作者秉持『治史如斷獄』的理念，以偏信之暗為戒，着意於爬梳清代各類群體對私牢設施之『歷史意見』（錢穆先生語），強調充分徵用能代表各方立場的多樣文獻，參伍錯綜，排比辨詰，以逼近歷史真相。是故，文中既大量使用官方立場的實錄、檔案、律例等文本，同時亦勠力尋找反映『民間立場』的資料。不過，民間立場的資料，殊難尋見於官方史料之中。是故，作者發揮『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廣搜博輯，除了使用大量民間京控狀紙外，亦十分注意小說文學作品的使用，比如文中所大量採用的小說【活地獄】一書，即對吏役群體運作私牢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畫。

作者通過這些不同群體立場的資料，意欲展現清代私牢的多重面向。透過民間立場的資料，私牢無疑是殘民以逞的鬼魅地獄。不過，當作者檢視以【衙役職事】等類吏役立場類的資料時，民間立場的私牢景觀徹底被顛覆。在取證技術有欠發達而罪以供定的時代，命盜重案的審理，實有賴於相關鄰里佐證屍親等人供詞，為防逃脫，亦為隨審隨到起見，勢不能不對之進行暫時收押。居住條件惡劣，則是因監獄財政有限而不得不然，暴力相向則是為了嚴訊問供，而在彼時的法律中，捶楚訊供並不算完全違法。

通過京控訴狀獲得民間私牢情弊的中央官員們，對私牢問題出現了意見上的分裂，並非呈現鐵板一塊，大致分為御史和刑部二種派別，前者偏向民間立場，而後者則同情吏役主張。有意思的是，即就帝王而言，也出現了康熙和雍正兩朝君主態度的絕大差異，前者偏向民間立場，主張杜絕此類私牢，而後者則主要制度化地加以利用，實則折現出兩朝君主為政風格和個性的殊異。雍正的主張最終引來地方務實大員的認同，從而推動了地方私牢的『制度化』和『合法化』。然而，地方吏役正是通過這種合法化的改革作掩護，濫施卑伎，舞弊營私。

作者利用這種『眾聲喧譁』的多元文本互參之法，固然可呈現出清代私牢多面相的圖景，難能對其作出『非黑即白』的明確定性，但作者並未就此確定『相對主義』的歷史觀，而滑入不可知論的境地。在言說同一歷史片斷時，當不同群體立場的文本出現互異時，作者注重對各類歷史敘事文本的細讀及其深研，重視對文本背後未言之事的發覆，然後確定『優位敘事』。作者在本書中，往往不自覺地透露出本人的『底層』立場。一般而言，官員和吏役出現事實敘述互異時，作者傾向於對吏役予以更多同情，而吏役與民間出現事實認定互異時，作者又往往傾向於支持民間的主張。在私牢長期禁而不絕的問題上，作者其實取逐層『向上』檢視的態度，認為大量官員實與底層吏役存在着利益一體的關聯和勾結，甚至是官員而非吏役需對弊病叢生的私牢問題負主要之責，而制度之惡的一面尤不可忽視，如資源與人口之間結構性矛盾突出、逐節自動審轉的司法制度、監獄財政的短絀、吏役群體位賤俸薄等，這些無不加劇了清朝私牢問題的嚴峻性。（作者為人民出版社編輯）

獄制之辨：清代私牢研究中的權力敘事與歷史真實

陳兆肆博士【清代私牢研究】以"治史如斷獄"的嚴謹態度，為我們揭開了清代司法體系中這一特殊場域的多重面相。私牢作為法定監獄之外的羈押場所，其存在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制度性悖論——既是司法程序中的必要環節，又成為權力濫用的淵藪。作者通過多元史料的互證，展現了不同群體對這一制度的"歷史意見"，實則揭示了傳統中國司法實踐中權力與權利的永恆博弈。

在方法論層面，陳著的價值在於突破了傳統法制史研究的單一視角。官方檔案呈現的是制度設計的理想狀態，而京控狀紙與【活地獄】等小說則暴露出制度運行的黑暗現實。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重視角，使歷史研究擺脫了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呈現出司法實踐中複雜的權力生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吏役群體立場的發掘，揭示了底層執法者在制度夾縫中的生存邏輯——他們既是壓迫的實施者，也是僵化制度的犧牲品。

從康熙的嚴禁到雍正的制度化，帝王態度的轉變折射出清代治理術的深層矛盾。私牢問題上的政策搖擺，實則是中央集權與地方治理、司法理想與現實條件之間張力的體現。雍正朝的務實轉向，反映了傳統中國"實用理性"在司法領域的勝利——當理想主義的治理方案遭遇現實困境時，統治者往往選擇對既有弊政加以規範而非根除。這種治理邏輯，至今仍值得我們深思。

陳著對民間立場的特別關注，使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得以在歷史敘事中發聲。通過分析京控案件中的冤情陳述，作者揭示了法定程序如何在實際運作中異化為壓迫工具。這些被羈押的"干連證佐"，既非罪犯亦非自由之身，其權利保障的缺失，暴露出傳統司法中程序正義觀念的薄弱。而不同群體對這一現象的態度分歧，則展現了傳統社會對"正義"理解的多元性。

【清代私牢研究】最終呈現的，不僅是一段塵封的司法制度史，更是一部關於權力如何運作的社會史。在取證技術落後、司法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清代司法系統發展出了一套"將錯就錯"的實用主義邏輯。這種邏輯既維持了帝國的基本秩序，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陳兆肆博士的研究提醒我們，對歷史制度的評價，必須置於特定的時空語境中，既要看到其存在的現實合理性，也要清醒認識其內在的不公正性。這種平衡的歷史觀，或許正是本書留給當代讀者最寶貴的思想遺產。

【清代私牢研究】的多元敘事與歷史求真

陳兆肆博士所著【清代私牢研究】以『治史如斷獄』的嚴謹態度，通過多元史料互證，揭示了清代私牢這一制度性暴力空間的複雜面相。該書不僅填補了法制史研究的空白，更以『歷史意見』的辯證方法，展現了官方、民間、吏役等多方立場的博弈，其學術價值與思想深度值得深入探討。

一、史料互參與『歷史意見』的辯證
錢穆先生曾言『歷史意見』需從當時人切身感受中提煉。陳氏深諳此道，以實錄、律例等官方文獻為經，以京控狀紙、小說【活地獄】等民間文本為緯，構建起立體化的敘事框架。尤為可貴的是，作者並未止步於單一批判，而是通過【衙役職事】等吏役內部文獻，還原了『罪以供定』司法體系下私牢存在的制度邏輯——惡劣環境源於財政困絀，暴力審訊因於取證技術局限。這種『同情之理解』，恰是陳寅恪所倡『了解之同情』的實踐。

二、皇權意志與制度異化的張力
書中揭示的康熙、雍正兩朝對私牢態度的差異，實為清代治理哲學變遷的縮影。康熙以『仁政』理想試圖取締私牢，雍正則以實用主義將之制度化，這種轉變折射出『儒家理想型』與『法家技術化』治理模式的拉鋸。而刑部與御史的立場分化，更暴露了官僚體系內部『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永恆矛盾。作者通過帝王硃批與奏摺往來，將制度異化的過程動態呈現，恰如瞿同祖所言『法律儒家化』進程中的現實妥協。

三、文學證史的方法論啟示
陳氏大量採用【活地獄】等小說史料，體現了『以文補史』的洞見。李伯元筆下『胥吏如虎，牢獄若淵』的描寫，雖具文學誇張，卻與【刑案匯覽】中『瘐斃』『索賄』等記載形成互文。這種跨文本研究，暗合陳垣『史源學』之要義——當正史諱言民間疾苦時，稗官野史恰成『亡國之音哀以思』的註腳。

結語：求真與人文的雙重維度
該書最終超越制度史層面，直指『法權』與『人權』的永恆命題。在考證班房、卡房等設施流變時，作者始終凝視着被碾壓的個體命運。這種『史家之筆』與『仁者之心』的結合，恰是乾嘉考據與人文關懷的當代迴響。若謂遺憾，或在於對私牢地域性差異的探討尚有深化空間，然此白璧微瑕，不掩其以多元敘事重構歷史真實的學術價值。

（全文7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