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强怎样读《明夷待访录》

段志强：怎样读《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这部书对三代以后、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在对儒家政治理想进行重新阐释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制度构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最高成就之一。它不仅引起过学者的兴趣，更曾被政治人物所利用，而参与到近代中国的实际政治进程之中。

    一

《明夷待访录》的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得年八十六岁。黄宗羲的一生，正值晚明清初这个剧烈变动的特殊时代，而他又往往处于时代漩涡的中心，亲身参与过许多重大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政治作为还是思想著述，都带着那段历史的鲜明印记，因此他的生命极富光彩，完全有资格成为十七世纪中国的代表人物。

黄宗羲在晚年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入清以后，随着明代复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黄宗羲逐渐潜心学问，著书数十种，在很多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在刚刚开始著述生涯的时候，黄宗羲首先要做的就是检讨明朝灭亡的原因。顺治十八年，他写了《留书》，康熙元年起，他删去《留书》中比较激烈的部分，又加以大幅扩充，次年完成，这就是《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共有十三篇，最受后人瞩目的是前五篇：《原君》重新定义君主和皇权，强调政治权力本为天下公器，并非一家一姓所可私有；《原臣》论述大臣的职责，主张臣下的任务在于与君主共治天下，而非皇帝之家奴；《原法》追溯法度的通变，提出三代以后的法都是为了满足君主的私欲而钳制天下的，乃是“非法之法”；《置相》探讨相权的意义，主张尊崇士大夫出身的宰相，在制度上形成制约皇权的力量；《学校》设想各级官学在新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在黄宗羲的理想中，学校除了教育之外，更有议政和批评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是文化和学术的管理者。

这五篇互相支撑，浑然一体，既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也是一套基本完整的制度设计，所体现的则是黄宗羲努力复兴原始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概括起来，这种政治理想大致包含如下方面：第一，君权仅来源于社会管理的实际需要，从皇帝到大臣，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君权并不神圣，臣民对君主亦无绝对义务；第二，士大夫是社会治理的中坚阶层，是君权的执行者，也对君权构成制约关系；第三，社会应在儒家伦理原则的轨道上运行，并由士大夫负责保证。

其余的八篇，系针对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取士》是科举改革的蓝图，主张考试和人员的任用都应当多样化，应以实用为取士用士的准则；《建都》批评明代建都北京的失策，认为应都于金陵，如此可以免受北方外患的直接冲击，也可以缓解江南的财赋负担；《方镇》主张强化边防单位的自主权，甚至允许其首脑世袭；《田制》论述土地制度的改革，认为可以通过土地分等、实物征税、简化税种等途径，逐步恢复井田制，达到减轻人民负担的目的；《兵制》是军事改革方案，主旨是文人领兵、兵民合一；《财计》讨论金融和财政问题，主张废除金银、辅用纸钞；《胥吏》针对明代的胥吏之害，主张任用文人为吏，打破官与吏之间的身份壁垒；《阉宦》要求削减后宫的规模，限制皇帝的私欲。

    二

明代自万历以后，由于政治控制的放松、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再加上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历史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的新特征。在思想领域，阳明之学传衍流行，在阳明后学中广泛出现了肯定私利和欲望的思潮，对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正统意识形态构成巨大挑战；在经济领域，工商业空前发展，私人占有的财富大量增加，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争夺也随之激化，尤其在矿税等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引发了普遍的社会矛盾；在政治领域，一方面是皇权高度集中，附着于皇权的宦官成为政治的毒瘤，另一方面，官僚士大夫乃至在野文人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双方彼此角力，晚明政坛给人以十分焦虑而紧张的感觉。

在晚明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杰出的人物，风气似乎也十分自由，社会成了各式思潮和人物表演的大舞台，但是，在正统儒家的观念看来，这种自由和多样，其实只是衰世的“乱象”，是不足为训的，而明代的亡国，就是“乱象”的顶峰。这样，入清以后对明亡进行反思的思想家就同时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剖析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良好政治的新标准；二是回答晚明提出的新问题，重构社会秩序，重建意识形态的权威。这就是《明夷待访录》所面对和试图解决的问题。

“明夷”是《周易》的第三十六卦，卦象坤上离下，孔颖达疏：“夷者，伤也”，意思是光明受到了挫折和压制。《序卦》又说：“明夷，利艰贞”，是说君子在面对明夷的境况之时，应当“知艰难而不失其贞正”（程颐《伊川易传》）。“待访”的说法则来源于周武王访问殷商遗臣箕子，箕子陈述了治国的方略而为武王所接受。

本书既名“待访录”，那么作者究竟想要“待”谁人之“访”，立刻就成为一个问题。一种说法认为，身为明遗民的黄宗羲，其实是在等待着清朝君主的来访。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乾隆时候的全祖望表示过赞同，后来章太炎、陈寅恪等也持此说。另外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等，则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为“代清而兴”者设法，作者所等待的是盼望中的清朝之后的王者。还有一些学者推进了梁启超的推测，并将“代清而兴”者具体为郑成功等等，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黄宗羲在写作《明夷待访录》的时候，根据胡翰“十二运”的说法，认为二十年后将会迎来治世，而且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个治世，可望恢复“三代之盛”，他的这部书正可作为治世的为政纲领，起到与箕子为周室陈述大法相同的作用。对于“十二运”，黄宗羲恐怕也是宁愿信其有的态度，总之是渴盼太平盛世的来临，而未来的治世不仅应当驱除异族的统治，更要取消战国秦汉以来的弊政，实现儒家的社会与政治理想，至于创造这个治世的人物具体为谁，其实并不重要。对于像《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作品，我们能够领悟到作者在乱世中期待善治、在困境中发愤著书的苦心孤诣即可，似乎不必执着于类似“《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机”这种聚讼不已的问题。

    三

《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之前流传不广。梁启超曾说此书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但是现存的几种禁毁书目里面都没有着录，大概是他误记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假如清朝官方能够得到这本书，那么它一定不会幸免于“全毁”的命运的。

到了晚清，随着政治改革的讨论日益公开并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中心议题，《明夷待访录》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较早的如郑观应《盛世危言》就有《原君》《学校》等篇目，议论虽不尽与黄宗羲相同，但受到《明夷待访录》的影响则是肯定的。此后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家如孙中山、陈天华，乃至清朝大臣如张之洞、民国枭雄如蒋介石，都对这部书称扬有加。自然，也有不少人站在绝对君权的立场上对《明夷待访录》口诛笔伐，唯恐其成为“平权自由”的“借口”。尤为重要的是，它不但在政治思想史上起过催化的作用，而且被应用到实际的政治斗争当中，成了新型政治理念的宣传品。梁启超说他们在鼓吹维新的时候曾经将《明夷待访录》节钞散发，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也曾印送《原君》《原臣》等篇推动革命。

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在近代史上如此风行，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定位简直是五花八门，争论至今未息。政治家对它的解释，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可以不论；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它是一部“民主主义”的作品，因此具有“近代”或者“启蒙”的色彩，一种则认为它虽有思想上的突破，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致”，但是仍在儒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究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应当朝着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发展，而“现代”和“传统”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只有突破了传统，才有可能到达现代。上述两种观点的区别，只是在于《明夷待访录》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什么位置：是仍然停留在传统之中，还是已经开始过渡到现代？说到底，都是在“现代化”的坐标系里打转转，而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的。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本书，大可不必受各式概念、理论和框架的束缚，尤其不必戴着西方眼镜，来观察这部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

黄宗羲不是儒家的叛逆者，亦非孤立出现的思想界“彗星”，《明夷待访录》明显地有着孟子、苏洵、方孝孺等人的思想痕迹，与作者约略属于同一时代的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李三才、魏禧等人都曾提出过与《明夷待访录》相近似的许多观点，所以黄宗羲只是灿若群星的古代思想家中较为明亮的一颗，既无所谓“突破传统”，也无所谓“走向近代”。

秦汉以后，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以至于不少儒者渐渐沦为权力的附庸，乃至甘心做皇权的工具。对于这样的人，黄宗羲一概斥之为“陋儒”。《明夷待访录》从政治权力的本质入手，重新定义了君与民、君与臣的关系，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等思想，都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而足以成为普遍的规则，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来源于儒家的三代理想，而原始儒家的政治观念，自然也以政府的良好运转、社会的秩序稳定、人民的生活富足为目标。如果《明夷待访录》与西方的某些政治观念相通，只能说明人类在面对同样问题、追求同样价值的时候，会进行相同或者近似的思考，《明夷待访录》能够接触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并且以儒家的方式提出了有见地的回答，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了《明夷待访录》的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宗羲全集》也有收录。比较容易找到的是两种注释本：孙卫华的《明夷待访录校释》（岳麓书社，2011）和段志强的《明夷待访录（注译）》（中华书局，2011），读者都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