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坛与人性号脉《纸上民国》漫读记

为文坛与人性号脉——《纸上民国》漫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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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史料冷冰冰地躺在那里，只有耐住寂寞之人，才会投入其中，与之对话。殊不知，史料其实是历史远景的体温，是相关历史人物的情怀所系，因有史料存在，我们回望历史，才会跳出既定概念与模糊轮廓的局限，跟随细节走进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格、丰富情感，进而，对历史多一分认识，对人物多一种理解。我读郭娟《纸上民国》（花城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时时产生这种感觉。

身为《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浸淫史料多年，多少大大小小的文坛人物在她面前走过，过眼史料更是难以计数。因史料，她熟知文坛是非，因史料，她或密或疏地与文坛一些健在者互有交往。前辈故事、作品与史料彼此参照映衬，见识、思考与体察交融，《纸上民国》正是一本厚积薄发之作，她用女性独特的细腻笔触，赋予史料温暖。同时，她另有一番本领，基于史料，基于阅读，基于亲历，却又不限于此，她喜欢从小的切入口走进，将不同人的命运、作品与纷繁史料熔于一炉，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话题，从而有了大的架构，有了综合呈现的功能。

读郭娟，感到特别亲切。她写的不少前辈，我曾有过交往，她谈及的许多文坛往事，我多少也写过。随着她的叙述，我总是身不由己地走进去，与她一起再次感受。

对一个人的理解，有时并不在于交往频繁与否，女性体察细微的长处在于，能够捕捉转瞬即逝的某个细节，如同迸发的火花，将对一个人物的感悟点燃，而这样的机会通常很难遇到。郭娟写《我因编书去见曹禺先生》，文章很短，容量却丰富。她去见曹禺，还是在刚刚工作不久。她编辑曹禺话剧作品五种，依据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老版本校勘，提出一个字的修改问题。曹禺颇为欣赏。就是这样一个字，令曹禺回到当年写作《雷雨》的状态。此时，郭娟眼前的曹禺，不是文章前面所述——“茫然眼神，迟缓的动作，脸上的表情虽然客气谦虚但有一点‘空’”，而是“来了兴致，用手飞快地抓挠几下头发”，与郭娟谈到写《雷雨》的情形。郭娟觉得看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曹禺：“曹禺先生仿佛回到灵感爆发、激情写作的往昔岁月。这一刻，我看见了神采焕发、才气纵横的作家曹禺，非常年轻，健谈，有激情！”之后，郭娟成为《新文学史料》的编辑、主编，接触更多有关曹禺的史料。她说：“对这位作家一生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更能体会到暮年曹禺对于写作仍怀壮志，却无法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的痛苦。他多想回到写作《雷雨》的状态啊。但是曹禺先生——您有《雷雨》，已经足够！”是的，一个天才作家，即便后来不少言谈举止备受争议，其内心也不时经受痛苦煎熬，可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上，凭青年时代创作的几部话剧，曹禺足以傲视群雄！

郭娟很会找一个小的切入点，将不同人物穿插其中，看似漫不经心，却使之有了史的脉络。

《乘火车去旅行》，写萧红、郁达夫、张恨水、杨沫、《红灯记》、《秘密图纸》、《铁道卫士》……互不相关，又有关联。游记、小说、电影、个人体验，就这样构成一幅铁路走进中国之后的文化景观。

《乱世情》，写萧红、赵清阁、张爱玲三位女作家的“乱世情”。重点是赵清阁对老舍不离不弃的厮守。20世纪90年代初，与施蛰存先生熟悉，他寄来的新年贺卡，曾选用赵清阁的画作。他还来信，推荐赵清阁一本随笔集，希望我能促成出版。很遗憾，我未能完成任务，也不好意思去拜访赵清阁。至今，我后悔不已，如果能去探望她，想必能建立联系，听她讲述往事。梅志先生曾对我讲过，抗战初期在重庆，老舍和胡风都是“文抗”的负责人，关系密切，除夕夜，他们请老舍、赵清阁一起来家中度过。之后，胡洁青女士携子自北平跋涉前来，老舍与赵清阁曾有的亲密，不再拥有。两人之间的关系，在胡洁青和孩子们心上的阴影，显然不会轻易消散，这或许也是老舍未来命运的一种伏笔。

很喜欢这篇《谁的故居诉说着往事》，鲁迅、茅盾、张爱玲、胡风、老舍……从故居入手，郭娟如数家珍，讲文人与城市的关系，的确很妙。故居的存与废，属于个人，更关乎政治与历史的潮起潮落。文章写到胡风20世纪50年代初，从上海搬至北京，在景山后面买下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四棵树，胡风住下，写出第一篇文章，文末注明“写于四树斋”。当即有人指出，你现在还要“四面树敌”吗？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梅志写来此文，回忆当年情形，读之令人唏嘘不已。仅仅几年之后，胡风和梅志，都从这个“四树斋”被逮捕。很快，因修建部队大院，那一带的四合院都被拆除。平反之后的胡风一家，自然不会重新走进故居了。不过，靠近北海附近的一些四合院尚有存留，叶君健先生的家，就在其中。十多年前，我整理吴祖光先生五十年代的日记，里面不少内容，记载他为买一个四合院如何四处寻找。谁料想，搬进去不久，他就成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他的四合院，很快也不再属于他。他在晚年，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的四合院，每次去看他，说到房子，他总是痛心疾首，拍桌子骂娘。读郭娟的文章，这些与故居相关的故事，自然而然走了出来。

牛汉先生是《新文学史料》前任主编，在某种程度可以说，郭娟是在牛汉指导下走进新文学史料这一领域，走进民国以来的文坛天地。身为“胡风分子”的牛汉，与“胡风集团”成员乃至冯雪峰、丁玲、聂绀弩等诸多人物，有着他人难以相比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其实又会发生出人意料之外的演变。昔日亲密者“平反”之后会反目，旧时被唾弃者许多年后却可以正常来往，生活的不可预测性，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只有当事人才有深切体验，远非局外人所能窥探一二。郭娟的接触、理解与思索，显然有她的优势，这使她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走进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从不同方面体味相关人物内心。郭娟在《纸上民国》中写了不少人物，如鲁迅、冯雪峰、郭沫若、胡风、聂绀弩、丁玲、韦君宜、贾植芳、路翎、牛汉……这些人物，都与胡风事件相关。所写所论，当然不是定论，却为我们认识复杂的人性，乃至人物亲疏的背后历史诡异，开启一扇独特窗口。

“胡风事件”的关键人物舒芜，郭娟写了不止一篇，并且在写他人文章中其身影也不时闪动。读《舒芜的是是非非》《“运动”变人形》，可以读出她试图走进历史深处的努力，更可以读出她内心的纠结与无奈。面对历史，谁又不是如此呢？

在《“运动”变人形》中，郭娟开篇写道，在归还的胡风档案中的四十年代重庆时期往来书信中，竟然夹着路翎写给未来妻子余明英的一封情书，这也是目前所见路翎唯一的情书。郭娟说，当时路翎与恋爱中的余明英发生矛盾，路翎写下这封情书，最终矛盾化解。胡风收到的这封信，并非路翎亲笔，而是与路翎同住一室的好友舒芜，出于关心而偷偷抄录一封寄至胡风，这才有幸保存下来。谁能想到，十年之后，同是舒芜，在一九五二年，先后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给路翎的公开信》，第一次公开批判当年好友，将曾经非常欣赏他的胡风等友人，推到公众讨伐面前。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远比三年后个人信件被公开更为重要。郭娟重读舒芜抄录的路翎情书，写道：“原来这封情书是当年路翎的好友、与路翎同处一室的舒芜偷偷抄下来寄给胡风看的。……并附言：希望胡先生快来救救路翎！”回望历史，她不能不感慨万千：“衬着历史天幕的苍茫底色，回望彼时那个心地纯良、为朋友的‘失恋’急急搬救兵的青年舒芜，怎能不唏嘘叹惋。”

认识一个人真的很难。友谊与政治之间，才气与道德之间，风暴袭来，选择之际，总是令不少人陷入窘境、困境，难以自拔，只不过舒芜远比他的朋友们走得更远。郭娟在《舒芜的是是非非》中这句话，准确地勾勒出舒芜暮年的景象：“晚年舒芜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况中。一方面才华横溢，不断著书立说，惹人喝彩；一方面应付着来自外界或内心的关于‘胡风案’的历史诘问。”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晚年舒芜潜心研究周作人，郭娟试图从这一现象，寻找某种理解舒芜的思路，或者说，寻找舒芜内心的脉络所在。郭娟写道：

周作人岂是容易懂的？舒芜却条分缕析地把他研究透了。他有“抚哭叛徒的吊客”的情怀，自信能够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怒火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让一切功绩和成就无意义地成为悲剧的殉葬品，留下来参加新生的过程。”当舒芜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是否也隐隐存了一份奢望，寄予未来的研究舒芜的人们呢？

郭娟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为进一步认识舒芜提供了一把钥匙。其实，何止舒芜一人，多少历史当事人，过眼云烟，看似消散，却不曾远去，若要理解透彻，谈何容易。唯有基于丰富的史料，基于体察入微的分析，并且站在历史高度之上，才有可能。

漫读郭娟，我看到了这种可能。

（李辉，作者为媒体人、传记文学作家，著有《百年巴金》《沈从文与丁玲》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