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通史的文学版本读章剑华“故宫三部曲”

在“故宫三部曲”（《变局》《承载》《守望》）中，章剑华用文学的笔触、纪实的方式，以近百万字的体量，打捞了故宫博物院近百年的历史。这是一部难得的文学性“故宫通史”，又兼具纪实性和可读性，对于记录和传播故宫历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客观、真实是纪实文学的追求，也是纪实的本质。“故宫三部曲”是一部“结实”的作品，它的“结实”来自于坚实丰厚的思想容量和作者对于事实严谨、严肃的态度。作者尽量客观地描摹事实的真相，用纪录的对象本身去感染人。《承载》是三部曲中最早出版的，展现了抗日战争期间，以马衡、易培基为代表的故宫博物院的知识分子，为保护故宫文物免遭破坏，用生命和心血护送文物万里大迁徙的悲壮历史。《承载》出版后获得了广泛好评。章剑华一鼓作气，又用了5年时间，创作了《变局》和《守望》。《变局》是《承载》的“前史”，讲述了作为皇宫的紫禁城如何变成故宫博物院的过程，写出了以李石曾为代表的故宫博物院肇始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守望》是《承载》的“后传”，记录了1949年以后，故宫由“一宫”变成“两院”的历史，充斥着文物与人情离散的乡愁和乡思，也表达了两岸文化一脉相承、重归聚首的美好期待。

书写故宫近百年的通史颇具挑战性。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拥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众多鲜活的历史细节让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变得跌宕而丰富。在“故宫三部曲”中，有一段浪漫而悲情的爱情故事。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周若思和高茂宽，两人因故宫结缘，并在文物西迁途中喜结连理。后来，因部分文物迁往台北，周若思随行，从此夫妻被一道海峡阻隔，终成诀别，令人唏嘘。其实，文中的周若思和高茂宽是虚构的人物，但这两个人物是以当年年轻的故宫人为原型。例如，一度消失的西周宝物“散氏盘”，就是故宫工作人员在筹备文物南迁时发现的；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珍宝石鼓，在南迁过程中遭遇车祸，却有惊无险毫发无损……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故宫三部曲”中比比皆是，不仅让作者自己惊喜连连，更让读者大开眼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传奇性和可读性。

阅读“故宫三部曲”，也是一场书画的启蒙之旅。章剑华不仅讲述了故宫中书画的传奇经历，还有着精彩深入的解读，既是审美的，又是艺术的，其内在的精神追求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故宫三部曲”充满引人入胜的故事，危机四伏的冲突，结构宏大，气势浩荡。作者在尊重事实与保持作品的故事性之间取得了某种内在的平衡与和谐，其既有贯穿全局的整体性冲突，又有围绕这个总冲突组织的一系列惊险。作品并没有把人物神化或简单化，而是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从平民化的视角细致具体地写出了他们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挫折与成功，他们的形象从朴素中透露出血肉丰满、真实可信、可亲可敬。在对现实的记录过程中，作品克服了重纪实而轻文学的倾向，它以鲜活的原汁原味传达了一种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声音：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而这，也许正是“故宫三部曲”现实意义之所在。

《故宫三部曲》的文化史学价值与叙事美学刍议

章剑华先生《故宫三部曲》以文学纪实笔法构建的"故宫通史"，实为当代文化史书写的重要范式创新。其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故宫现代转型的叙事空白，更开创了"大历史微观书写"的独特路径。三部曲以《变局》《承载》《守望》为经，以器物迁徙为纬，在时空经纬中织就了一幅动态的文化基因图谱。

从史学方法论角度审视，该作品实现了三重突破：其一，将器物本体论转化为生命叙事学，使青铜鼎彝、书画卷轴成为历史见证者。如《承载》中石鼓南迁的惊险历程，器物已超越物质载体，升华为文明延续的象征符号。其二，突破传统纪年体例，创造"事件链"叙事结构。以1933年文物南迁为叙事轴心，前溯紫禁城博物院化进程（《变局》），后延两岸文化离散（《守望》），形成完整的历史因果链。其三，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颇具匠心。周若思夫妇的文学形象，实为对故宫人群体精神的诗性提纯，这种"原型虚构"手法既恪守史实底线，又赋予历史温度。

在文化传播层面，作品构建了多维度的意义场域。书画解读章节（如《快雪时晴帖》流转考）展现的不仅是艺术审美的启蒙，更是对"器物精神"的哲学诠释。作者通过"物-人-史"的三维互动，揭示出文物实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容器。特别在《守望》中，分隔两院的《富春山居图》成为文化认同的隐喻，这种象征系统的建立，使作品超越历史陈述，升华为文化哲学的思考。

就叙事美学而言，章剑华创造性地融合了三种文体质性：纪实的文献性（如引用1935年《故宫文物点查报告》原始档案）、文学的抒情性（战火中护宝人的心理描写）、史论的思辨性（对"文物主权"概念的探讨）。这种跨文体写作，恰如故宫建筑群中殿阁的错落有致，在严谨中见灵动，于厚重处显空灵。

该作品的当代意义更在于其构建的"文化记忆场"。当作者描写马衡院长在重庆山洞中清点文物时，烛光映照的不仅是青铜纹饰，更是文明的火种。这种记忆重构，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历史注脚。三部曲最终指向的，是超越政治疆域的文化共同体想象——正如散氏盘不论栖身何处，其铭文永远述说着同一段华夏往事。

章氏笔下的故宫史，实为一部"器物里的中国精神史"。这种将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精神叙事载体的尝试，不仅为同类题材创作树立范式，更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流逝的历史获得当代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