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形闻声而知人春秋相人术琐谈

相人术是中国传统方术的一种，主要根据人的相貌、声音等外在特征预测其吉凶祸福。《大戴礼记·少闲》篇引孔子的话说：“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汤取人以声，文王取人以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的《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篇也有类似说法。如果此说可信，那么相人术的历史可谓非常悠久了。从《左传》《国语》等经典文献的记载来看，相人术在春秋时期已经大体形成。

春秋时，通过长相预测吉凶的事例最为常见。叔向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名臣，但他的弟弟叔鱼却从出生之时就被其母羊舌姬认为不会有好下场，理由就是他的相貌：“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叔鱼生得虎眼猪嘴，鹰肩牛腹，擅长相面之术的羊舌姬由此预测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国语·晋语八》），日后必将因为受贿而死。后来发生的事验证了她的话，叔鱼因在处理诉讼纠纷时接受贿赂而被人杀死。类似的例子在其他早期文献中也很常见。如《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中说伍子胥看到专诸“碓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的相貌，就“知其勇士，阴而结之，欲以为用。”后来伍子胥将其引荐给公子光，并刺杀了王僚。《左传·文公元年》也提到，周王室内史叔服通过相面预测鲁卿公叔敖名“谷”的儿子因下颌丰满而“必有后于鲁国。”

除了相貌，春秋时期也有通过声音相人的。《国语·晋语八》载：“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羊舌姬由此认为他一定会使自己家遭遇灭族之灾。至晋顷公时，杨食我果然被灭族。包括上面提到的叔鱼在内，羊舌姬对自己子孙的命运预测得如此准确，不能不使时人另眼相看，于是叔鱼、杨食我的特殊生理特征和羊舌姬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都写进了历史。

更多情况下，相人者是通过综合分析被相者的相貌与声音来预测吉凶。《左传·文公元年》载，楚成王想立商臣为太子，令尹子上表示反对，他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商臣“蜂目而豺声”，而这样的人往往行事残忍，所以不能立为太子。楚成王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后来欲改立太子，结果被商臣杀死。再如《左传·宣公四年》所载，楚国令尹子文看到司马子良之子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引用“狼子野心”的谚语告诫子良必须杀死他，否则将面临灭族的危险。子良没听从劝告，最后果然因此被灭了族。

除了上述几种情况外，还有通过体态言行来预测吉凶的例子。《左传·僖公十一年》说，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而当时的晋惠公却“受玉惰”，表现得很傲慢无礼。内史过由此断定“晋侯其无后乎”，理由是“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再如《国语·周语下》：“柯陵之会，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而当时的晋卿“三郤”也是态度傲慢、盛气凌人。单襄公由此断定“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事实上，这两个例子不属于传统的相人术，与上面所谈的通过相貌与声音预测性质不同。简单地说，传统相人术依据的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特性，而内史过和单襄公预测的依据则是人身之外的“礼”，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那么，如何认识这个时代颇具神秘色彩的相人术呢？荀子曾在《非相》一文中发表过精彩的评论，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可见荀子是对其持否定态度的。荀子由此提出“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的主张，认为通过相貌来预测人生吉凶是荒谬的，最重要的是“心”与“术”，大体上说，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理念与行为方式，“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荀子还举了尧、舜、周文王、周公、孔子、桀、纣等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外貌与其善恶、命运并无关联。这在当时乃至现在无疑都是可以令人信服和深思的论断。当然从荀子的话也可以看出，传统的相人术确实只是就人本身的生理特征而言的。由此又带来另一个问题：从今人的眼光来看，春秋时期的相人术似乎有点荒诞、难以揣测其理论依据，但这些事例在《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中多次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

春秋时期相人术的形成，并留下历史记录，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史官职能密切相关。周初形成的“天命靡常”观念，随着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与列国新兴势力的崛起而进一步得到验证，而这一变局并不是大多数人能解释得清的。由是，在对个人与社会发展前景的彷徨之中，相人术与预言家便应运而生、顺时而兴。上自公卿贵族，下至平民庶士，他们的命运往往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阶层面对的是各种社会观念的矛盾交织，史官群体也面临着职能的分化与历史意识的更新。于是，我们在早期史书中既能看到对敢于违背权贵、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等的生动刻画，也能看到对各种礼仪祭祀活动的记录，还能看到本文所讨论的那些颇具神异甚至迷信色彩的相人术与预言，而这原本就是史官的分内之事。

《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中对春秋相人术的记载，也符合这些史书的编纂意图，有强烈的政治借鉴意味。可以看出，上面所举事例中的被相者都是在春秋时期某个具体阶段、具体区域内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或者依托在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豪门卿族。如楚国的商臣、越椒，晋国的厉公、三郤，都在本国举足轻重；而叔鱼、杨食我背后则有以叔向为代表的羊舌氏家族。《左传》《国语》等书选取这个群体作为样本，当然考虑到了影响力和代表性因素。而且，从现有记载来看，这些被相者的政治与人生命运，也与他们所处时代与地区的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如叔鱼、杨食我之难，便与羊舌氏走向衰落的趋势相一致。在著名的“晏婴叔向论齐晋季世”中，叔向本人对这一发展趋势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左传·昭公三年》）当话题谈到自己的儿子时，叔向却称自己“无子”，可以想见他对其子的失望之情，以及面对家族衰落、后继无人窘境的无奈。而《左传》《国语》等史著的编纂者们当然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表达对那个时代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认识，更希望当时与后世的人们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因此，这些史籍中的相人术与相人故事，便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史家展示历史意识的载体。

由上述可见，春秋时期的相人术与相人故事虽然具有后世方术的神秘色彩，但由于社会历史环境与社会观念的差别，其与后世盛行的相人术并不完全相同。对此，我们大可不必如荀子所言“学者不道”，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语》研究史”〔15BZS06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