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形聞聲而知人春秋相人術瑣談

相人術是中國傳統方術的一種，主要根據人的相貌、聲音等外在特徵預測其吉凶禍福。【大戴禮記·少閒】篇引孔子的話說：『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中的【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篇也有類似說法。如果此說可信，那麼相人術的歷史可謂非常悠久了。從【左傳】【國語】等經典文獻的記載來看，相人術在春秋時期已經大體形成。

春秋時，通過長相預測吉凶的事例最爲常見。叔向是春秋時期的晉國名臣，但他的弟弟叔魚卻從出生之時就被其母羊舌姬認爲不會有好下場，理由就是他的相貌：『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叔魚生得虎眼豬嘴，鷹肩牛腹，擅長相面之術的羊舌姬由此預測他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溪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國語·晉語八】），日後必將因爲受賄而死。後來發生的事驗證了她的話，叔魚因在處理訴訟糾紛時接受賄賂而被人殺死。類似的例子在其他早期文獻中也很常見。如【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中說伍子胥看到專諸『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的相貌，就『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後來伍子胥將其引薦給公子光，並刺殺了王僚。【左傳·文公元年】也提到，周王室內史叔服通過相面預測魯卿公叔敖名『谷』的兒子因下頜豐滿而『必有後於魯國。』

除了相貌，春秋時期也有通過聲音相人的。【國語·晉語八】載：『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羊舌姬由此認爲他一定會使自己家遭遇滅族之災。至晉頃公時，楊食我果然被滅族。包括上面提到的叔魚在內，羊舌姬對自己子孫的命運預測得如此準確，不能不使時人另眼相看，於是叔魚、楊食我的特殊生理特徵和羊舌姬帶有神秘色彩的預言都寫進了歷史。

更多情況下，相人者是通過綜合分析被相者的相貌與聲音來預測吉凶。【左傳·文公元年】載，楚成王想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表示反對，他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商臣『蜂目而豺聲』，而這樣的人往往行事殘忍，所以不能立爲太子。楚成王當時沒有採納他的意見，但後來欲改立太子，結果被商臣殺死。再如【左傳·宣公四年】所載，楚國令尹子文看到司馬子良之子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引用『狼子野心』的諺語告誡子良必須殺死他，否則將面臨滅族的危險。子良沒聽從勸告，最後果然因此被滅了族。

除了上述幾種情況外，還有通過體態言行來預測吉凶的例子。【左傳·僖公十一年】說，周天子派『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而當時的晉惠公卻『受玉惰』，表現得很傲慢無禮。內史過由此斷定『晉侯其無後乎』，理由是『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再如【國語·周語下】：『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而當時的晉卿『三郤』也是態度傲慢、盛氣凌人。單襄公由此斷定『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事實上，這兩個例子不屬於傳統的相人術，與上面所談的通過相貌與聲音預測性質不同。簡單地說，傳統相人術依據的是人與生俱來的生理特性，而內史過和單襄公預測的依據則是人身之外的『禮』，但兩者之間也有著某些相似之處。

那麼，如何認識這個時代頗具神秘色彩的相人術呢？荀子曾在【非相】一文中發表過精彩的評論，用他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可見荀子是對其持否定態度的。荀子由此提出『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的主張，認爲通過相貌來預測人生吉凶是荒謬的，最重要的是『心』與『術』，大體上說，也就是一個人的思想理念與行爲方式，『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荀子還舉了堯、舜、周文王、周公、孔子、桀、紂等人爲例，說明一個人的外貌與其善惡、命運並無關聯。這在當時乃至現在無疑都是可以令人信服和深思的論斷。當然從荀子的話也可以看出，傳統的相人術確實只是就人本身的生理特徵而言的。由此又帶來另一個問題：從今人的眼光來看，春秋時期的相人術似乎有點荒誕、難以揣測其理論依據，但這些事例在【左傳】【國語】等早期文獻中多次出現，到底是什麼原因？

春秋時期相人術的形成，並留下歷史記錄，與那個時代的社會思潮、史官職能密切相關。周初形成的『天命靡常』觀念，隨著平王東遷、王室衰微與列國新興勢力的崛起而進一步得到驗證，而這一變局並不是大多數人能解釋得清的。由是，在對個人與社會發展前景的彷徨之中，相人術與預言家便應運而生、順時而興。上自公卿貴族，下至平民庶士，他們的命運往往會在一夜之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各階層面對的是各種社會觀念的矛盾交織，史官群體也面臨著職能的分化與歷史意識的更新。於是，我們在早期史書中既能看到對敢於違背權貴、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等的生動刻畫，也能看到對各種禮儀祭祀活動的記錄，還能看到本文所討論的那些頗具神異甚至迷信色彩的相人術與預言，而這原本就是史官的分內之事。

【左傳】【國語】等早期文獻中對春秋相人術的記載，也符合這些史書的編纂意圖，有強烈的政治借鑑意味。可以看出，上面所舉事例中的被相者都是在春秋時期某個具體階段、具體區域內有重要影響的政治人物，或者依託在政壇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豪門卿族。如楚國的商臣、越椒，晉國的厲公、三郤，都在本國舉足輕重；而叔魚、楊食我背後則有以叔向爲代表的羊舌氏家族。【左傳】【國語】等書選取這個群體作爲樣本，當然考慮到了影響力和代表性因素。而且，從現有記載來看，這些被相者的政治與人生命運，也與他們所處時代與地區的政治大環境息息相關。如叔魚、楊食我之難，便與羊舌氏走向衰落的趨勢相一致。在著名的『晏嬰叔向論齊晉季世』中，叔向本人對這一發展趨勢也是有清醒認識的：『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左傳·昭公三年】）當話題談到自己的兒子時，叔向卻稱自己『無子』，可以想見他對其子的失望之情，以及面對家族衰落、後繼無人窘境的無奈。而【左傳】【國語】等史著的編纂者們當然希望通過自己的筆表達對那個時代歷史與社會變遷的認識，更希望當時與後世的人們能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因此，這些史籍中的相人術與相人故事，便在一定意義上成爲史家展示歷史意識的載體。

由上述可見，春秋時期的相人術與相人故事雖然具有後世方術的神秘色彩，但由於社會歷史環境與社會觀念的差別，其與後世盛行的相人術並不完全相同。對此，我們大可不必如荀子所言『學者不道』，其特定的文化內涵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挖掘。

（作者單位：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語】研究史』〔15BZS06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