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名家袁世凱去世百年 身後為何出現傳統文化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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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紀念幣

對話名家袁世凱去世百年 身後為何出現傳統文化煉獄

袁世凱墓碑

【導言】河南袁林，當地人稱之為袁墳。1916年夏，袁世凱安葬此地。經歷近百年的風雨沖刷，墓身依然堅固如初。墓碑的正面，鐫刻有九個字：大總統袁公世凱之墓。然而墓碑的背面，卻是一片空白，沒有隻言片語的評論。

一百年前的這天，也就是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因尿毒症病逝，時年57歲。謝世當日，他的書案上有親筆書寫的一句話：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儘管他在遺囑中說：余之死骸勿付國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繼任的大總統黎元洪還是發佈命令，以國葬之禮，撥款50餘萬銀元，將他安葬於當年隱居過的洹水之畔。總統令中稱讚袁世凱民國肇建，（袁世凱）奠定大局，苦心擘畫，昕夕勤勞，天不假年所有喪葬典禮務極優隆，用符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要求國務院為他舉行一場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舊典章於一舉的國葬，各官署、軍營、軍艦、海關下半旗二十七日，出殯當日全國下半旗一天，鳴炮108響，京師學校當日停課。

對話名家袁世凱去世百年 身後為何出現傳統文化煉獄

河南安陽袁世凱墓（又稱袁林）

從1881年以一個打醬油的小軍官身份初涉戎事，到1916年權傾天下卻眾叛親離，袁世凱35年的政壇生涯，留下太多的爭議。他集中國之華盛頓、真正的改革家、獨夫民賊、竊國大盜、賣國賊等各種標籤一身，死後一百年來，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差評壓倒性地多於好評。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一書中寫到：自民國有史以來，吾尚未見一本、一篇甚或一頁對袁有正面評價之書。以一篇雄文口誅袁世凱稱帝的梁啓超，更是惡評其為東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國中極惡之極惡、最糟糕之統治者。

但是，隨着很多歷史材料的發掘與分析，史學界對袁世凱的評價，漸漸去政治工具化，變得不再是一邊倒的否定。標籤化、口號化、泛政治化的評價，退讓於以理性、客觀為前提的敘述，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與文化的進步。站在一個更加縱深的歷史上，將時間的座標尺、歷史的光譜延展開，以同情之理解去看待前人在中國近現代化轉型的各種嘗試，也許更有助於今人來重新認識過去一百多年來的大變革。

近日，湖南省社科聯硏究員、【船山學刊】原主編張以文先生歷時近20年研究之新著【袁世凱時代】脫稿。該書擺脫傳統的述史格局，以＂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為視角，廣泛吸收了海內外史學界最新研究成果，全面論述和評價了袁世凱時代及其個人的功過得失，深入探索了晚清民國的政黨政治與經濟、社會、文化諸問題，視角新穎，新見迭出。那麼，在他看來，袁世凱的改革對中國現代市場經濟轉型有何作用？ 他希望恢復大國自信的舉措，是否影響到民族文化的重建？後袁世凱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為何劫難頻仍？就此，張以文先生接受了獨家專訪，以下為採訪實錄：

對話名家袁世凱去世百年 身後為何出現傳統文化煉獄

湖南省社科聯研究員、【船山學刊】原主編張以文接受專訪

鳳凰國學：袁世凱去世已經100年了，人們仍在討論着關於他的話題。過去我們教科書上對他的描述，給人的感覺是，他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糾糾武夫，一個專制橫暴、賣國求榮的統治者。從您的研究看，是這樣的嗎？他有沒有做過於國於民有益的事情？

張以文：袁世凱去世已經一百年，但人們仍在關注着他，這本身就說明了他的重要。和孫中山一樣，在近代歷史的書寫中，他們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但和孫中山死後備極哀榮的結果截然不同的是，袁世凱死後痛遭詬病、謗滿天下。這種狀態與國民黨宣傳家戴季陶、馮自由等人的定論是有關的。從當時的政治鬥爭的目的出發，醜化政敵以贏得民眾的支持，這種任意塗寫歷史的方式，是時代特定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很多的研究者發表了專著、論文、傳記，對袁世凱早年生活及其成長道路，進行了梳篦整理。實際上，他出身在一個有良好教養的書香世宦之家，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和曾國藩是同朝進士，極親密的朋友，且同在理學大師倭仁門下研習學理。父兄一輩都是讀書出身，多有成就於社會，他自已在少年時代就懷抱救國宏願，算得上一個有志之士。

晚清十年新政改革在某種程度上看，是在袁世凱的推動和主持下進行的。改革由經濟、軍事、文化的現代化起步，逐漸深入到政治領域的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並為後來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礎。

他在總統任上，為抵抗列強侵吞外蒙古、西藏、東北三省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日本人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要獨佔中國東三省，壓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在國力睏乏的不利形勢下，他運用種種外交技巧和政治斡旋，以局部經濟利益的損失為代價，守衛了國家主權，使日本吞併東北的野心失敗。國民黨當時為推倒袁世凱政權而宣傳他賣國，並沒有令人信服的事實作依據。

鳳凰國學：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袁世凱從崛起到隕落，也就是說，從走進政治中心到恢復帝制後眾叛親離，過程並不算長，但折射出當時中國精英階層的思想糾結。您覺得袁世凱選擇帝制，真的只是權力膨脹的結果嗎？他的動機究竟是什麼？

張以文：這應該是評價袁世凱歷史地位的核心問題。辛亥革命以後，國內四分五裂，蒙古、西藏面臨肢解，中國究竟應該走怎樣的道路，重建自己的國家。派別不同的政治精英，為社會提供了三種可能的選擇。

以宋教仁為首的穩健派，主張在維持袁世凱為總統的前提下，推動政黨政治，用議會力量，逐步取得政權，過渡到民主社會。

以孫中山為首的激進派，主張再起二次革命，通過武裝鬥爭推倒袁世凱奪取政權，以便＂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建成＂和美國一樣的國家＂。

而以楊度為代表的國內大部分知識分子認為，國家貧弱，外敵憑凌，內部四分五裂，首先要統一國家，鞏固中央集權，保護工商業發展，積累財富、強大軍隊，中華民族才有可能立足。他認為，民主是重要的，但是，是第二步的事。

作為執政者，袁世凱堅持這一政治路線。他希望借皇帝的政治權威，安定社會，他的稱帝，是在國內動盪不斷，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果。應該指出的是，他試圖建立的洪憲帝制，和傳統的封建專制帝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洪憲帝制是以憲法為基礎的君主立憲制，是傳統專制國家走向現代民主的一個折衷的步驟或一種初級的形式。世界上有二十二個亞歐國家，以這種方式完成了社會轉型。我們不能完全排除他抱有個人權勢欲望，但從歷史的客觀事實出發，當時社會潮流的推擁，是他接受君憲的重要因素。

鳳凰國學：我注意到，您是以中國現代化為自己研究的視角。那麼，您認為袁世凱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最大的貢獻是什麼？袁死後，他的成果是否有所保留？

張以文：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的過程。從洋務運動時期就已經開始，時斷時續、強弱不一。袁世凱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民國初年，大力推動經濟立法，主持制定和頒佈了50餘部工商法規，廢除了晚清殘存的壟斷經營制度，解除了對民間興辦各類企業的限制。這些經濟法規積中國數十年推行工商興國的正反兩面的經驗，構建和確立了走向現代社會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框架。這些法律與法規，有許多至今仍然是我們經濟立法的原則。其所產生的社會成果，也為當代經濟學家所肯定。

袁世凱死後，袁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由於符合民族資本發展的實際要求，仍然保持着相當的活力。這正是費正清稱後袁世凱時代為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的重要原因。1930年以後，取得政權的國民黨推行統制經濟政策，把國內大部分重要企業強行國有化，從而逆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這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歷史課題。

鳳凰國學：您為什麼認為後袁世凱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煉獄？

張以文：首屆國會制憲期間，以陳煥章等人為首的一百多名國會議員，基於文化的民族主義立場，針對當時社會腐敗、道德淪喪的現狀，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草案，要求確立孔教為國教，以凝聚民族精神。由此而引發一場全國性的民族文化論爭的熱潮，政治反對派把中國傳統文化與專制政治混為一談，捆綁批判，歷時數年，震撼強烈，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以梁啓超、章太炎、戴季陶、吳虞、易白沙、胡適為代表的激進知識分子猛烈地抨擊中國傳統文化，把矛頭指向孔子。號召打倒孔家店，宣稱中國二千年的歷史是吃人史，二千年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知識精英找不到方向，轉而都憤怒地斥責民眾麻木、愚昧、保守、貪鄙。他們以嘲弄自已民族的文化和民眾的落後為快事，留學歸來的教授們甚至宣稱：中國文化沒有美的情感、沒有宗教的情感。主張把耶穌的偉大人格和崇高感情培植到中國人的血液裏去。

知識精英們總結了中國的不可彌補的殘缺：第一、中國文化不行，二千年混沌世界，無政治可言；第二、中國文字不行，錢玄同倡議廢漢字，全部拉丁化，知識精英紛起響應；三、中國人種不行，血質低下，感情不崇高；四、中國人思維方式不行，沒有蘇格拉底似的歐式思辨，主因是缺乏宗教情懷；五、中國土地不行，農耕太久，地力疲乏，以至於產生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問題？

激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社會的一切，給予了最徹底的批判，就連為中國治過洪水的大禹，也被批成了一條蟲。這應該是人類歷史上最空前的文化暴力，它幾乎滌盪了中國人殘存的自信和最後的尊嚴，不但是普通的民眾，知識精英也大多失去信心。近代以來，知識分子和富有者大舉外遷或紛紛將子女送出國門，與此關係莫大。

鳳凰國學：從您最早開始關注袁世凱，到寫成【袁世凱時代】書稿，前後花了多長時間？期間學界及主流意識形態對袁世凱的評價有沒有大的變化？從民國到現在，研究袁世凱的人很多，您的創見在哪些方面？

張以文：我一直熱衷近代史的研習，大學畢業時，林增平先生舊著「中國近代史」重版，他送了我一套，這使我格外珍視並加強了相關人物的研究。但直到90年代初，我才把注意力放到袁世凱方面。我從長沙晚報調到省社科聯，希望偷閒做點研究，但新崗位仍要求我主辦報紙且兼任雜誌主編，因此進展極慢，歷時漫長。當然這也好，讓我有充分的時間，吸收學界的新成果。此期間，除了閱讀大量的史料，我先後拜會過駱寶善、侯宜傑、郭劍林、蘇全友、張華騰等袁世凱問題專家，訪問了天津歷史博物館、保定直隸總督博物館、小站練兵博物館、武昌起義紀念館、南京總統府、河南安陽洹上袁林博物館等地方，收穫不小。

開放以來，國內近代史研究包括袁世凱研究進展很大，大量的歷史真相得到澄清，比如，以前都認定戊戌政變是由於袁世凱的告密發生的。諸多學者包括戴逸先生的論證，否認了這一結論。歷史教科書的一些修訂，也反映出了這些新的評價。

作為一個社會改革家，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上的成就，已經開始為研究者注意，人們以＂實用主義＂來定義他的成功。但是關於他的社會改革思想和特點，沒有什麼人涉及，我在本書中做了初步的探索。

袁世凱政府主持下，民初在經濟領域大規模立法，從而奠定了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市場經濟的方向，在袁世凱研究中，一直不為人們注意。近年有一些經濟學研究者開始挖掘出新的史料和提出了新的見解。我在綜合上述研究的基礎上，以確立走向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為專題（第四章第六節），進一步強調了民初經濟立法的時代意義。這在上面我們已經提到。

洪憲帝制問題，是人們一直不能容忍和理解的。這是一個沉重敏感的話題，很多人都認為，討論君主立憲，似乎就是想恢復皇帝，就是想開歷史的倒車。我從中央集權和立憲原則兩個方面，對此提出了新的探討（第四章第十四節）。作為一種觀點，期待各界批評。

此外，我對近代史事的一些判讀，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事例瑣碎，不一一例舉。

鳳凰國學：近一百年來，中國政壇上如走馬燈一樣出現過很多人物，在以往的歷史敘述中，但凡不支持暴力改造中國社會的人，往往被視為反動、保守，至於他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對中國文化及其他領域的貢獻，均很難見諸教科書。您怎麼看待以袁世凱為代表的這群所謂的反動者？今天對他們的評價如果有必要進行修正，您認為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

張以文：歷史的發展總是曲折的，產生這種狀態是可以理解也是應該逐步糾正的。為民族的進步、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的人物，歷史必將給予其應有的地位。關於北洋派人物的評價，我在書中有較多的提到。

事實上，現在出版的大量的著作，己經在做着修正工作，當然，有的評論並不準確。習近平今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社會科學＂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這應該是我們研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一個總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