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忆屈原没自由城邦 就没真贵族

端午忆屈原没自由城邦 就没真贵族

屈原

每当提及屈原，这位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士大夫，人们大多将他视为爱国主义的模范人物，而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贵族精神。

秦朝之后，像屈原这样遭到朝廷贬谪，从政治家跌落到民间的罪臣，想有尊严地活着，自由地思考，恐怕不大可能。但是，屈原却做到了这一点，在流放十八年的日子里，他延续了一个贵族的生活姿态，保持着贵族的尊严，自由地思考与写作。

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知道，屈原的后半生基本是在流放中度过的。屈原平生经历两次流放，仅第二次流放，就长达十八年。

没人探究一个昔日的楚国大夫，在削去官职之后，如何生活的？

〖史记〗关于屈原这十八年的流放生活只有一句记载：

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

可想而知，流放生活对一个高傲的贵族而言，何等严峻。首先他要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如果生存无法保证，思考和写作自然无法继续。

史料显示，屈原是个非常讲究穿戴的贵族大夫，峨冠博带、长剑美玉，高贵得近乎任性。但是这样的高级穿戴，需要财力的保证。当流放的日子来临时，如何保存这份高贵呢？

屈原被流放，官职是一撸到底，朝廷是不会再发工资给他的。这对于贵族屈原而言，等于断了口粮，长达十八年，他吃什么？

屈原过了十八年没工资的日子，人们往往探寻的是他精神上的痛苦，而忽略了他物质生活的难题。

在物质生活上，屈原也确实面临考验。但终究没有沦入后来华夏被贬诗人士大夫李白杜甫那般近乎乞讨的凄惨境地。

首先，屈原的流放，只是被逐出京城，至于到什么地方，屈原有决定权。

其次，屈原选择的地方，不仅山高皇帝远，而且自成一景。

史料记载，屈原于公元前296年来到溆浦，公元前280年离开溆浦，在溆浦整整生活了十六年，并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

屈原为什么选择溆浦作为流放的栖身之地？各种揭谜之作众说纷纭，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应该是那里有自治城邦。

溆浦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古时那里民风淳厚，民性英勇。虽然他们也是楚国人，但是相对自治，不太受楚国中央政府约束。

义气仁厚的溆浦人接纳了落魄的屈原大夫，使流放的贵族在这里暂时安生。溆浦县志记载，相传屈原在这里生了病，得到一个老人无偿地治疗、看护，才得以顺利康复。

生活暂时稳定之后，屈原写下了〖涉江〗等千古绝唱。可见自治城邦不仅解决了诗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免费医疗问题，对诗人的自由思考是何等重要。

屈原的这般经历，不禁令我联想起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

作为启蒙大众的思想家，但丁也遭到过统治者佛罗伦萨教皇的迫害而被放逐。但他在流放途中，不愁没有面包吃。

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吗？难道我不向佛罗伦萨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接触宝贵的真理吗？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愁没有面包吃！

这是但丁在流放期间，面对教会的威逼利诱，毫不妥协的慷慨陈词。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但丁是一个伟大而勇敢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也佐证了西方教皇的统治空间，并非铁板一块。

所以，但丁的流亡没有沉沦和毁灭，而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那么，到底是谁，敢冒大不韪，为被教皇污为巫师的但丁提供面包？

这得感谢城邦民主的好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被放逐时，但丁往返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居住，有记载他还去过法国巴黎。那里的人们可以不买教皇的账，他们也没有被教皇的恐吓吓倒，所以间或有对但丁这个巫师的同情和接济。

虽然流亡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人不断为但丁提供面包，他的名作〖神曲〗也得以在不愁面包中出笼。〖神曲〗对教皇揶揄嘲笑，对自己所爱的人尽情歌颂。

文艺复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下来，并形成了阳光效应。正因为西方伟大的自由城邦制，所以才造就了永垂不朽的但丁，以及伟大的人时代降临。

远古时代的华夏屈原，与中古时期的意大利但丁异曲同工。他们的贵族精神并未因为受到统治者迫害而泯灭。他们在对统治者发出不满的同时，也应该感谢那样的时代，正是那样一个保留自治城邦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贵族精神成为不朽之历史诗篇。

《论屈原贵族精神与城邦自治之关系》

屈原之精神高度，实为华夏文明中贵族传统之绝响。细究其流放生涯，非仅忠君爱国一端可尽，更当察其贵族精神与城邦自治之微妙关系。太史公"披发行吟"四字，实蕴藏着一个文明存续的重大命题——自由思想何以在政治逆境中得以保全？

考诸《楚辞》，屈原服饰之华美绝非浮夸。"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离骚》），此等描写非徒审美趣味，实为贵族身份之外化表征。当世学者多聚焦其精神苦闷，却鲜少注意：在失去俸禄的十八年间，其冠冕佩玉的物质基础何由维持？此中关节，正在于溆浦这一自治城邦的特殊性。

春秋战国之世，城邦自治实为常态。溆浦地处楚之边陲，其自治程度可从《涉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得见端倪。这种半独立状态，使地方能突破中央政令之桎梏，为流放者提供生存空间。较之后世大一统王朝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绝对控制，此种缝隙恰成思想自由之温室。

尤为关键者，在于自治城邦保存了真正的贵族精神。屈原"宁赴湘流"而不改其志的气节，与溆浦民风之"重然诺、轻死生"（《溆浦县志》）形成精神共鸣。这种双向选择，使流放者与城邦达成超越政治的精神契约。反观秦汉以降，贬谪文人往往陷入"乞食权门"的窘境，其根源正在中央集权彻底消解了地方自治空间。

但丁之例尤具启示。佛罗伦萨城邦的自治传统，恰是其创作《神曲》的制度保障。东西方两位巨匠的平行经历揭示：真正的思想创造，需要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自治空间。屈原能在溆浦完成《九章》，正如但丁在流亡中完成《神曲》，皆因城邦体制在权力与个体间筑起了缓冲地带。

今人纪念屈原，当超越简单的忠奸之辨，而应思考：在一个日益趋同的时代，如何重建那种既能保全个体尊严、又可促进文明创新的中间地带？屈原与溆浦的故事提示我们：文明的高度，往往取决于其能否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保持张力。此非怀古之幽情，实为当下文化建设之要义。

贵族精神的土壤：论屈原与城邦自治传统

屈原的流放生涯之所以能保持贵族尊严与思想自由，绝非偶然。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常被忽视的历史真相：真正的贵族精神只能生长在自由城邦的土壤中。战国时期的楚国，虽为集权国家，却仍保留着浓厚的城邦自治传统，这正是屈原得以在贬谪中保持精神独立的关键。

细读《楚辞》与《史记》，我们会发现屈原的流放并非简单的政治放逐。他选择溆浦，实则是选择了一个仍保持自治传统的城邦社会。这种城邦不同于秦制下的郡县，其居民有着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与自治权利。《涉江》中"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的描写，表面上写景，实则暗示了一个远离王权直接控制的自治空间。在这种环境中，地方长老与民众仍保持着对士人的传统尊重，形成了对中央权力的缓冲地带。

屈原的贵族精神体现在他始终保持着"内美"与"修能"的自觉。这种精神气质与城邦自治传统密不可分。在《离骚》中，屈原反复强调"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绝非个人修养的标榜，而是贵族在城邦共同体中对自身角色的认知。真正的贵族不是血统的炫耀者，而是城邦精神的守护者。溆浦人之所以接纳屈原，正是因为他们仍保持着对贵族精神的认同，这种认同源于城邦社会对多元价值的包容。

对比后世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随着郡县制的强化与城邦自治的消亡，屈原式的贵族精神逐渐式微。唐宋以降的贬谪文人，如李白、杜甫、苏轼，虽才华横溢，却再也无法像屈原那样在流放中保持完整的尊严。他们的诗文中多了几分乞怜与怨怼，少了几分屈原式的独立与超越。这不是个人气节的差异，而是制度环境变迁的结果。当城邦自治传统消失后，被贬者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庇护所。

屈原的案例启示我们：贵族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人格在制度保障下的展现。没有自由城邦作为依托，贵族精神要么沦为虚饰，要么走向异化。今天重读屈原，不应仅停留在爱国主义的表层解读，而应看到其背后那个尚未被完全驯服的城邦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被权力抛弃的人仍能凭借其精神力量获得共同体的尊重，这才是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