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憶屈原沒自由城邦 就沒真貴族

端午憶屈原沒自由城邦 就沒真貴族

屈原

每當提及屈原，這位戰國時期楚國著名的士大夫，人們大多將他視為愛國主義的模範人物，而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貴族精神。

秦朝之後，像屈原這樣遭到朝廷貶謫，從政治家跌落到民間的罪臣，想有尊嚴地活着，自由地思考，恐怕不大可能。但是，屈原卻做到了這一點，在流放十八年的日子裡，他延續了一個貴族的生活姿態，保持着貴族的尊嚴，自由地思考與寫作。

他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我們知道，屈原的後半生基本是在流放中度過的。屈原平生經歷兩次流放，僅第二次流放，就長達十八年。

沒人探究一個昔日的楚國大夫，在削去官職之後，如何生活的？

【史記】關於屈原這十八年的流放生活只有一句記載：

屈原至於江濱，披髮行吟澤畔。

可想而知，流放生活對一個高傲的貴族而言，何等嚴峻。首先他要面臨嚴峻的生存考驗，如果生存無法保證，思考和寫作自然無法繼續。

史料顯示，屈原是個非常講究穿戴的貴族大夫，峨冠博帶、長劍美玉，高貴得近乎任性。但是這樣的高級穿戴，需要財力的保證。當流放的日子來臨時，如何保存這份高貴呢？

屈原被流放，官職是一擼到底，朝廷是不會再發工資給他的。這對於貴族屈原而言，等於斷了口糧，長達十八年，他吃什麼？

屈原過了十八年沒工資的日子，人們往往探尋的是他精神上的痛苦，而忽略了他物質生活的難題。

在物質生活上，屈原也確實面臨考驗。但終究沒有淪入後來華夏被貶詩人士大夫李白杜甫那般近乎乞討的悽慘境地。

首先，屈原的流放，只是被逐出京城，至於到什麼地方，屈原有決定權。

其次，屈原選擇的地方，不僅山高皇帝遠，而且自成一景。

史料記載，屈原於公元前296年來到漵浦，公元前280年離開漵浦，在漵浦整整生活了十六年，並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

屈原為什麼選擇漵浦作為流放的棲身之地？各種揭謎之作眾說紛紜，但我以為最重要的，應該是那裡有自治城邦。

漵浦就是現在的湖南省懷化市漵浦縣，古時那裡民風淳厚，民性英勇。雖然他們也是楚國人，但是相對自治，不太受楚國中央政府約束。

義氣仁厚的漵浦人接納了落魄的屈原大夫，使流放的貴族在這裡暫時安生。漵浦縣誌記載，相傳屈原在這裡生了病，得到一個老人無償地治療、看護，才得以順利康復。

生活暫時穩定之後，屈原寫下了【涉江】等千古絕唱。可見自治城邦不僅解決了詩人的吃飯問題，而且還解決了免費醫療問題，對詩人的自由思考是何等重要。

屈原的這般經歷，不禁令我聯想起14世紀歐洲文藝復興的先驅但丁。

作為啟蒙大眾的思想家，但丁也遭到過統治者佛羅倫薩教皇的迫害而被放逐。但他在流放途中，不愁沒有麵包吃。

難道我在別處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嗎？難道我不向佛羅倫薩市民卑躬屈膝，我就不能接觸寶貴的真理嗎？可以確定的是，我不愁沒有麵包吃！

這是但丁在流放期間，面對教會的威逼利誘，毫不妥協的慷慨陳詞。這段話，一方面說明但丁是一個偉大而勇敢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也佐證了西方教皇的統治空間，並非鐵板一塊。

所以，但丁的流亡沒有沉淪和毀滅，而是一個偉大的開端。

那麼，到底是誰，敢冒大不韙，為被教皇污為巫師的但丁提供麵包？

這得感謝城邦民主的好處，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在被放逐時，但丁往返在幾個意大利城市居住，有記載他還去過法國巴黎。那裡的人們可以不買教皇的賬，他們也沒有被教皇的恐嚇嚇倒，所以間或有對但丁這個巫師的同情和接濟。

雖然流亡生活是艱苦的，但是畢竟還是有人不斷為但丁提供麵包，他的名作【神曲】也得以在不愁麵包中出籠。【神曲】對教皇揶揄嘲笑，對自己所愛的人盡情歌頌。

文藝復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堅持下來，並形成了陽光效應。正因為西方偉大的自由城邦制，所以才造就了永垂不朽的但丁，以及偉大的人時代降臨。

遠古時代的華夏屈原，與中古時期的意大利但丁異曲同工。他們的貴族精神並未因為受到統治者迫害而泯滅。他們在對統治者發出不滿的同時，也應該感謝那樣的時代，正是那樣一個保留自治城邦的時代背景，使他們的貴族精神成為不朽之歷史詩篇。

【論屈原貴族精神與城邦自治之關係】

屈原之精神高度，實為華夏文明中貴族傳統之絕響。細究其流放生涯，非僅忠君愛國一端可盡，更當察其貴族精神與城邦自治之微妙關係。太史公"披髮行吟"四字，實蘊藏着一個文明存續的重大命題——自由思想何以在政治逆境中得以保全？

考諸【楚辭】，屈原服飾之華美絕非浮誇。"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離騷】），此等描寫非徒審美趣味，實為貴族身份之外化表徵。當世學者多聚焦其精神苦悶，卻鮮少注意：在失去俸祿的十八年間，其冠冕佩玉的物質基礎何由維持？此中關節，正在於漵浦這一自治城邦的特殊性。

春秋戰國之世，城邦自治實為常態。漵浦地處楚之邊陲，其自治程度可從【涉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得見端倪。這種半獨立狀態，使地方能突破中央政令之桎梏，為流放者提供生存空間。較之後世大一統王朝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絕對控制，此種縫隙恰成思想自由之溫室。

尤為關鍵者，在於自治城邦保存了真正的貴族精神。屈原"寧赴湘流"而不改其志的氣節，與漵浦民風之"重然諾、輕死生"（【漵浦縣誌】）形成精神共鳴。這種雙向選擇，使流放者與城邦達成超越政治的精神契約。反觀秦漢以降，貶謫文人往往陷入"乞食權門"的窘境，其根源正在中央集權徹底消解了地方自治空間。

但丁之例尤具啟示。佛羅倫薩城邦的自治傳統，恰是其創作【神曲】的制度保障。東西方兩位巨匠的平行經歷揭示：真正的思想創造，需要介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自治空間。屈原能在漵浦完成【九章】，正如但丁在流亡中完成【神曲】，皆因城邦體制在權力與個體間築起了緩衝地帶。

今人紀念屈原，當超越簡單的忠奸之辨，而應思考：在一個日益趨同的時代，如何重建那種既能保全個體尊嚴、又可促進文明創新的中間地帶？屈原與漵浦的故事提示我們：文明的高度，往往取決於其能否在統一性與多樣性之間保持張力。此非懷古之幽情，實為當下文化建設之要義。

貴族精神的土壤：論屈原與城邦自治傳統

屈原的流放生涯之所以能保持貴族尊嚴與思想自由，絕非偶然。這背後隱藏着一個常被忽視的歷史真相：真正的貴族精神只能生長在自由城邦的土壤中。戰國時期的楚國，雖為集權國家，卻仍保留着濃厚的城邦自治傳統，這正是屈原得以在貶謫中保持精神獨立的關鍵。

細讀【楚辭】與【史記】，我們會發現屈原的流放並非簡單的政治放逐。他選擇漵浦，實則是選擇了一個仍保持自治傳統的城邦社會。這種城邦不同於秦制下的郡縣，其居民有着強烈的共同體意識與自治權利。【涉江】中"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的描寫，表面上寫景，實則暗示了一個遠離王權直接控制的自治空間。在這種環境中，地方長老與民眾仍保持着對士人的傳統尊重，形成了對中央權力的緩衝地帶。

屈原的貴族精神體現在他始終保持着"內美"與"修能"的自覺。這種精神氣質與城邦自治傳統密不可分。在【離騷】中，屈原反覆強調"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這絕非個人修養的標榜，而是貴族在城邦共同體中對自身角色的認知。真正的貴族不是血統的炫耀者，而是城邦精神的守護者。漵浦人之所以接納屈原，正是因為他們仍保持着對貴族精神的認同，這種認同源於城邦社會對多元價值的包容。

對比後世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隨着郡縣制的強化與城邦自治的消亡，屈原式的貴族精神逐漸式微。唐宋以降的貶謫文人，如李白、杜甫、蘇軾，雖才華橫溢，卻再也無法像屈原那樣在流放中保持完整的尊嚴。他們的詩文中多了幾分乞憐與怨懟，少了幾分屈原式的獨立與超越。這不是個人氣節的差異，而是制度環境變遷的結果。當城邦自治傳統消失後，被貶者失去了最後的精神庇護所。

屈原的案例啟示我們：貴族精神的本質是自由人格在制度保障下的展現。沒有自由城邦作為依託，貴族精神要麼淪為虛飾，要麼走向異化。今天重讀屈原，不應僅停留在愛國主義的表層解讀，而應看到其背後那個尚未被完全馴服的城邦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一個被權力拋棄的人仍能憑藉其精神力量獲得共同體的尊重，這才是最珍貴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