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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文體具有鮮明的特徵，表現為複雜性、多義性和不確定性，與西方文體相對穩固的板塊結構大不同。研究中國古代的文體，理應彰顯本國的特色。從關鍵詞的維度觀照、審視文體，無疑是新穎的研究視角。下面就以唐宋文體為中心言之。
在古代文體學史上，唐宋時期是一個承先啟後的時代。唐宋眾體咸備，各種文體都獲得充分的發展空間，文學文體方面，詩、文、詞三足鼎立，新興的小說、戲曲也嶄露頭角；公牘和應用文方面，與新創文體競相發展，迎來了歷史上實用性文體發展的高峯。唐宋文體批評層累式地多角度探究，並與當時的文體書寫產生互動，讓文體寫作與批評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時期是古今文體駢與散、簡與繁、文與質、雅與俗糾葛轉關的樞紐。
唐宋文體學何以呈現出如此特徵和面貌？鄭騫【宋代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定位】說：『唐宋兩朝，是中國過去文化的中堅部分。……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結束。就像一個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這個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這個湖流出去的。』唐宋文化既恢宏又複雜，既超卓又平易，既多元又開放，屬於成功的貫通、通變型文化，其通變特色影響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體。
唐宋文化學術的集大成、綜合性的特徵，若用當時人的話，而且是最簡潔的話來概括，則朱熹【答姜叔權】裏的一句話甚為貼切：『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拈出其中的『融會貫通』，不妨說是宋人概括唐宋文化的最佳註腳。文化的融通特徵，對於唐宋文學、文體的發展、演進，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響。唐宋文體在文化的大視野下，打上了濃厚的『共同體』烙印，表現為分化與綜合、限制與超越、對流與融通的複雜多元格局。
唐宋文體學的貫通性，突出地表現在文體間的交流和互動上。古代文體的結構規則並非刻板不變，實具有靈活組裝拆卸的機制，其間的結構和功能關係可緊可鬆，內在亦具有延展性和彈性張力，在一定條件下，其規則會發生位移改變。文體與文體之所以能發生關係，在於它們具有某種同質的因素，例如結構、形式、語言等。假設我們對甲文體和乙文體都很熟悉，但是甲乙的相參相融，卻依然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化學反應』，會產生令人興奮的新奇效果。熟悉與陌生，陳舊與新穎，固有與超越，就在文體間的貫通、參融、相資中實現了奇妙的轉化。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與貫通密切相關，唐宋開始大量使用『文備眾體』一詞。黃庭堅等宋人用『兼備眾體』來讚美唐代大詩人杜甫，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詩體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開始用類似詞形容本朝文人。諸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朱熹等，都得到過類似『文備眾體』的稱讚。這種情況在宋以前是沒有的。可見唐宋文人的『兼備眾體』，成為極為突出的現象。何以文備眾體者愈來愈多？這其實是貫通的文化作用於文體的重要表現。
唐宋文人學識淵博，擅長多種文藝者不在少數。多面手、組合拳式的才能，讓他們一通百通，有了貫通文藝的資本。高手可以遊刃有餘地出入各種文體，取長補短，互相交通。尤其當一種文體已發展極充分，內部的各種寫作技巧、藝術手法差不多被窮盡時，或許只有『跨界』『貫通』，向其他文體尋求參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實現新變。可見貫通的實質是創新。韓愈、蘇軾等人文備眾體的原因就在不斤斤於定法，不為固有模式所拘囿，善於旁通匯貫，善於在精研眾體的基礎上彌論群言，以閎闊的器識遊刃有餘地駕馭文體，圓通應物而能自出機杼。
徐復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談到，古代山水繪畫的真精神，與古文及與古文相通的詩，有冥合之處。於是聰穎的古人就以作詩文之法創作書畫。這其中，王維、蘇軾顯然是貫通參融詩文和書畫的突出代表。唐宋文藝的貫通，形成了一種潮流，從某一文體內部的貫通，到文體間的貫通，再到文體與其他文藝門類的貫通，名目繁多，實踐廣泛，蔚為一時風氣。
文體的貫通固然重要，但貫通不是紙上空文，還需要『人』去駕馭和創造。從人出發，『駕馭』就成為觀照唐宋文體學的另一關鍵詞。文體一般都有機制，具備特定的結構和功能，運行規律似較機械。然而，運用文體之『人』，卻是既講規則，又有策略的。加之人的創造力無比睿智旺盛，運用文體之人既可以設計新規則，又能打破舊機制，實在是文體變遷的最大原動力。尤其是那些創造力極強的大家，如杜甫、韓愈、歐陽修、蘇軾、辛棄疾等，駕馭、控制和改造文體的能力極強，能夠最大限度地擴展文體的疆域，文體的結構和功能在他們手上得到玲瓏活絡的調整。
就文體研究文體，容易忽略創作主體的作用，而筆者則想特別強調創製並駕馭文體的『人』，『人』才是文體研究的核心。正因為駕馭文體之人的智慧和心血，才讓文體千變萬化，姿態各異。舍『人』而大談文體，實有無的放矢之空談嫌疑。達弗【現代樣式理論】說：『作家的作用就是喚醒具體樣式裏存含着的所有的「語義的可能」（semantic possibilities）。』因此，必須認識作家駕馭文體的重要意義，只有智慧的創作，才能調動主客觀兩方，喚醒『沉睡』的文體，激活刻板的規則，創造新穎的形態，讓文體變得鮮活靈動起來。
文體規則從來就不能限制古代的文學大家，相反，大家對於通常被認可的、先入為主的東西，存有一種『戒備心理』，甚至抱有『顛覆態度』，他們要昂首擺脫文體規範的束縛。譬如，漢語文學世界的蘇軾和英語文學世界的莎士比亞，都是當之無愧的文學大師，也都是駕馭文體的絕頂高手。他們的共同之處，突出表現在善於衝破既有的文體束縛，把不同文體的優長綜合性地融匯到同一文學作品中。這充分體現出大家貫通的視野和超卓的駕馭文體能力。
正因為集文化之大成，又精熟『遊戲規則』，杜甫、蘇軾等人才能實現對文體的駕馭有道。就駕馭文體而言，一個重要的原則是『度』。李澤厚【哲學綱要】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度」的本體日日新，又日新，推動着人類的生存、延續和發展。』把這段關於『度』的思考借用來說文體的生存、創新，其誰曰不然？以文體而論，其『度』的表現就是各種文體的結構和形式，而把握文體的『度』，就是恰到好處地駕馭處理這些結構和形式。文體本身不是刻板、固定的模型，文體的結構和形式時刻在變化，當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突破舊的框架和積澱，於是文體也就實現了新變和超越。從文體本身的發展來說，有『度』的問題；從作家駕馭處理文體來說，亦有『度』的問題。總之，『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八字，可以作為作家駕馭文體的基本原則，過猶不及。
梁啓超說：『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納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強，此定理也。』唐代文化開放，善融會外來文化；宋代文化深沉，善整合多元文化。唐宋文化的融會貫通意義是多方面的，既培養了一批淹博的文人，也促進了文體系統的交流和互動。唐宋文人乃『通人』，而宋代文體系統又貫通多元，由『通人』駕馭開放之文體，遂能除舊染，啟新機，別創文體學之光輝局面。
從關鍵詞出發，研究古代文體學，可得出新人耳目的見解和結論，或者說凝鍊出一些可資借鑑的『精華』。唐宋文體和文學之所以能有輝煌的成就，取決於三大因素，即唐宋整體上融會貫通的文化環境，唐宋整合駕馭文體的超卓能力，唐宋諸文體參酌互用、借體求新的開放系統，三者缺一不可。蓋環境、人、系統三者錯綜為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文體、文學的演進和新變。當然，其中最核心的還是人，人視情況，可破可立，而文體亦具有可以調整的空間。人之駕馭文體，實乃文體獲得發展的最大原動力。這個結論，或許對於今天的文學創作和文體書寫，亦具有古為今鑒的價值和意義。如果對照古今，查找差異，今之文化環境如何？今之文體系統如何？今人駕馭文體的能力又如何？當代的文學創作、文體書寫，究竟在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這或許是研究古代文體學意想不到的以古為鏡的作用。
（谷曙光，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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