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高官以書法言志 為何被列入魏忠賢閹黨

明代高官以書法言志 為何被列入魏忠賢閹黨

張瑞圖的行草書【言志書】

明朝末年，是中國歷史上政局混亂、變動紛繁的一段時期。彼時的明廷，大臣之間傾軋互訐，黨派之間攬同伐異。正如時人所說：以聰明偉傑之士，為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顧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夏允彝：【倖存錄門戶大略】）

這種混亂不堪的政治局面，似乎也在預示着一場巨大的社會變革即將來臨。越來越多的讀書人，開始不滿於嚴密的綱常束縛，從而走上追求個性解放的道路。尤其在文人士子藉以抒情表意的重要形式書法領域裏，有着更為突出的反映。現藏於首都博物館的明朝書法家張瑞圖的行草書【言志書】，便是一部展現明末士林風氣的經典之作。它雖然只是一幅書法作品，但背後卻包含了豐富的歷史訊息，為我們無聲地講述着那個年代的政治風雲和世事變幻。

以書法而留芳名

僅此一幅【言志書】， 張瑞圖這個名字即應被歷史銘記

張瑞圖的行草【言志書】，長、寬分別為154厘米、51厘米。其名稱與文字，基本來源於南梁（502-560年）蕭大圜的【言志書】，但個別之處略有出入。蕭大圜，乃是南梁簡文帝的第二十子，即皇室貴族，但又是一個學者和文學家，作得一手優美的文章。【言志書】便是他的一篇重要作品。不過應該說，進一步讓【言志書】揚名的，卻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後的明末，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張瑞圖的行草【言志書】。

在這幅字數不多，但字字珠璣的【言志書】裏，張瑞圖特有的行草，在靈逸舞動之間，將此文烘托傳神，進一步凸顯出了它的不俗。這種精髓，也只有在品讀文章與欣賞書法兩者兼顧之時方能體會得到。我們不妨來看一下這些文字：

南山之南，超然無累。北山之北，衡絕人間。面修原而倚長薄，枕郊甸而俯平皋。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近瞻煙霧，遠睇風雲。仰翔禽於百仞，俯游鱗於千尋。十畝以供饘粥，五畝以給絲麻。侍兒三五，足任紡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洽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征尹君之錄。披良書，探至頤。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斯亦足矣！豈若蹙足入絆，伸脰就羈，游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百年幾何，擎拳跽（擎跽內拳），四時如流，俯眉躡足。豈惟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天啟乙丑。果亭瑞圖。

中國古人向有托物言志的習慣，如所謂詩以言志。其實不只是詩，其他像詞、賦都是用來表達自己志趣的重要形式和載體。張瑞圖抄錄的蕭大圜【言志書】，其意再明顯不過，就是為了言志，這也是作者本人的重心所在。但就傳至後世而言，它的書法藝術價值卻似乎更勝一籌，也是這部作品之所以享有盛名的原因。

那麼，為什麼張瑞圖的行草【言志書】能獲取如此高的藝術讚譽呢？這還需從明以前的書法風氣說起。書法藝術經過秦漢時期的醞釀和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曾達到了一個輝煌的高峯，從而成為中國古代文人陶冶性靈、抒發情感的最為理想的形式。但到了隋唐以後，它卻一步步朝着工整化和程式化發展，這直接影響了其後數百年的書法風氣，即因尚規整而顯得拘謹。直到明朝，尤其是明中後期以後，主張狂放不羈的風氣方漸漸流行起來，這也與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要求密不可分。

在此條件下，張瑞圖適逢其道，憑藉其驚世駭俗的行草，成為明末書法風氣轉向的重要旗手。而他的最重要貢獻，正像這幅行草【言志書】所呈現給我們的，就是在用筆時多采方硬側鋒，而不是一味順應毛筆尖、齊、圓、健天性的常規寫法。所以，有的學者便說張瑞圖反叛於傳統的溫文爾雅之旨，強調激烈的尖銳跳蕩意識，拋棄歷來被尊為戒律的藏頭護尾的藏鋒一說，以筆鋒的大膽坦露與表現意識為後人一開眼（陳振濂：【歷代書法欣賞】）。而且，這不僅僅是單一的技巧變革，更集中地反映在審美價值觀的變遷層面。毫不誇張地說，張瑞圖在書法上所做的這個變動，也正是那個時代激流變更的鮮明痕跡。

自明末至今，時隔近四百年，張瑞圖的行草【言志書】經住了歷史的考驗，堪稱是一幅既行之於當時，又盛名於後世的書法作品。若是人以書聞的話，那麼張瑞圖這個名字即應被歷史銘記，僅此一幅【言志書】就已足夠。

以閹黨而留罵名

張瑞圖進退於魏忠賢閹黨之內，其本身充滿矛盾

在前面，我們說了關於【言志書】本身的故事，那麼他的書寫者張瑞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書寫【言志書】之時的張瑞圖，是想藉此表達自己怎樣的一種心志呢？而在這樣一部不朽作品的背後，又承載着怎樣一段個人命運與時代轉變相交錯的歷史呢？

明穆宗隆慶四年（1570），張瑞圖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他一生所使用的字號較多，常用的字有長公、無畫，號有二水、果亭山人、白毫庵主等。像中國古代的大多數讀書人一樣，張瑞圖自幼時起接受儒家經典教育，並負有才名。而且，他的科考之途也是非常順利。萬曆三十一年（1603）考中舉人，三十五年（1607）以殿試第三名獲得進士出身，即我們熟知的探花。自此，張瑞圖被官授翰林院編修，開始在京供職。

能夠在京城為官任宰，當然是每個讀書人所夢寐以求的事，但京城同樣也是個激流的中心，進身容易退身難。尤其是張瑞圖仕途通暢之時，恰也是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專擅朝政、權勢熏天之際。【明史顧秉謙傳】便記載說：（魏忠賢）謀結外廷張瑞圖諸臣，（顧）秉謙及魏廣微率先諂附，霍維華、孫杰之徒從而和之。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世會認為張瑞圖是魏忠賢的私黨，是閹黨中的重要力量的原因所在。正是因為這些，他終於留下了不太光鮮的記錄。

其實，張瑞圖進退於魏忠賢閹黨之內，其本身也是充滿矛盾。而且應該看到，張瑞圖與其他閹黨成員有着很大不同，表現為內持剛決，外示和易，陰劑消長，默施救濟（林欲楫：【明大學士張瑞圖暨夫人王氏墓志銘】）。同時，張瑞圖還有意躲避朝中紛亂的黨派鬥爭，這從他幾次回鄉休養中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關係。

一次是在萬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101612），這使得他避開了萬曆三十九年京察大計時東林黨與浙、齊、楚、宣等黨派之間的尖銳交鋒。而在明熹宗繼位之後，魏忠賢深得寵信並控制了內閣諸臣，與東林黨的矛盾也逐漸公開化和白熱化。就在天啟四年（1624）春，當朝中兩派劍拔弩張的決戰前夕，張瑞圖再次回籍修養。

這一次，他居住在東湖之濱，平日便和一些好友泛湖登山，或是詩文酬唱，或是書畫自娛，過着悠閒自在的生活。而在遙遠的京城，魏忠賢已對東林黨人實行了慘烈的迫害，朝中正直之士幾乎為之清掃一空。在這樣一個朝野人人自危、京城內外血雨腥風的時刻，張瑞圖卻能一直呆在故鄉以翰墨自娛，不能不說是一個奇特的景象。但細細品味的話，又能看出張瑞圖的智慧，以及他那種無力改變現狀時的無奈。

江山不幸詩家幸。張瑞圖【言志書】的落款日期為天啟乙丑，即天啟五年（1625），所以這幅作品正是完成於此次回晉江修養期間。張瑞圖並非看不到朝廷內部慘烈的黨爭和黑暗政局，安居於千裏之外故鄉的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着關注和痛心，即書文舞墨。所以這一時期，恰恰也成了他作品的盛產期。不過，當年底接到朝廷對自己的新任命時，本來打算歸隱山林的張瑞圖，在太常少卿丁啟浚的一再勸說下，最終還是選擇了離家返京。臨行前，張瑞圖囑其兄弟將此一時期的作品，連同之前的少量舊作，匯刻成了一部【果亭墨翰】。這些墨翰，均已成了不可複製的經典。

書品與人品

張瑞圖兩重身份，或許正體現了明末混亂政局

已經遠離政治漩渦中心近兩年的張瑞圖，並沒有失去朝中黨爭的消息，也知道此時魏忠賢一黨仍舊權勢熏天。對他而言，前程如何，並不清晰。但既然選擇了前行，便要堅定地走下去。

天啟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病卒，由其弟信王朱由檢嗣位，也就是崇禎皇帝。新舊易主，魏忠賢頓感失去了靠山。當年九月，魏忠賢上疏乞求辭去封號職位，但沒有獲得允准。隨後不久，內外官員彈劾魏忠賢的奏章紛至沓來，魏忠賢自知難逃一死，只好選擇了上吊自盡。從此以後，閹黨也開始失勢不起。

事情並沒有立刻結束。天啟七年年末，新帝朱由檢發佈諭令，要求對各類閹黨分子進行徹查清理，並根據各人的罪狀作出懲處結論。張瑞圖曾兩次求退，都沒有獲許。朝廷議定魏忠賢逆黨罪狀時，張瑞圖最初並未列入。只是好景不長，僅過一年，張瑞圖便以曾為魏忠賢書寫碑文為罪由，遭到罷免。他再一次回到了故鄉晉江。在過了十餘年的居鄉生活後，張瑞圖卒於家中，享年七十二歲。

斯人已去，留給後人的追念卻沒有窮止。在書品與人品之間，我們似乎看到了張瑞圖的兩重身份。他深負才名，與邢侗、米萬鍾、董其昌被稱為晚明四家；但他又榮膺高位，與權熏一時的魏忠賢結為一黨，終在歷史上留下惡名。是圓滑投機，還是助紂為虐？是書以人重，還是不以人害書？書品與人品之間，張瑞圖留給後人的評價空間，是如此的絕然相異。

正如有評論所說：作為明季書法群龍無首、各恃絕技、嘯傲抗世的一個縮影，他（即張瑞圖）的價值並不因政治上的失足而稍有遜色。【言志書】的書寫，不僅是張瑞圖依違於兩種身份間的印證，更是明末混亂政局的生動體現。而恰恰也是伴隨着明代政事的愈益衰頹，才有了行草【言志書】這樣千古作品的誕生。

原標題：不以人品害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