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立雅與中國學人的交往

顧立雅

顧立雅（Herrlee?Glessner Creel，1905—1994）是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他去世後，其弟子芮效衛（David T.Roy）在訃文中這樣評價老師的一生：『他的去世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他是早期中國文明研究的大師，美國漢學界公認的元老。他將芝加哥大學建設成為東亞研究的重鎮。他在早期中國文明這一重要學術領域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在漢學史上罕有其匹。』（『Herrlee Glessner ?Creel』, The 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53,No.4,p.1356）另一位學生錢存訓在紀念文章中稱顧立雅為『美國學術界最早對中國語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啟蒙大師，也是西方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權威漢學家』。（【美國漢學家顧立雅教授】，【文獻】1997年第3期，第243頁）顧立雅一生與中國學人交往密切，特別是在其早年求學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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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立雅在北京留學期間（1932—1936）曾向眾多中國學者請教，從1936年出版的【中國之誕生】（The Birth of China）一書的致謝名單中可以看到如下學者的名字：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郭寶鈞、徐中舒、陳寅恪、顧頡剛、容庚、孫海波、唐蘭、湯用彤、袁同禮。此外他和楊樹達、錢穆等也有所交往。楊樹達1934年9月7日日記寫道：『劉子植（節）招飲。遇美國人顧立雅，能操中語。』（【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頁）在所有中國學者中，顧立雅最感謝的是他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梅光迪。正是依靠梅光迪的介紹和推薦，顧立雅才得以結識這些在北京的中國一流學者。

梅光迪（字迪生，又字覲莊）1890年生於安徽宣城，早年求學於安徽高等學堂、上海復旦公學。1909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兩年後赴美入位於麥迪遜的威斯康辛大學學習（1911—1913），後轉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學研讀（1913—1915），獲碩士學位。1915年9月入哈佛大學繼續深造（至1919年），在哈佛期間曾與胡適頻繁通信討論白話文學問題。1919年回國後執教於南開大學（1919—1920）。1920—1924年梅光迪在南京高師英語系（後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執教，任教授、系主任，其間與吳宓、劉伯明、柳詒徵等創辦思想文化批評雜誌【學衡】。1924—1936年，梅光迪在哈佛大學教授中文，並幫助籌建中文圖書館（1932年曾短期回國執教於南京中央大學）。1936年從哈佛回國後執教於浙江大學，抗戰爆發後隨浙大一路遷移直至貴州。1945年底因病在貴陽去世。

梅光迪是顧立雅在哈佛進修（1930—1932）時的中文老師，曾經給顧很多的指導和幫助。顧立雅晚年回憶說：『剛到哈佛時，我很期盼跟隨梅先生學習中國的傳統學問，但他當初並沒有把我放在眼裏，第一個月的課讓我仿佛墮入五裏霧中。一個月結束的時候，他對我說：「好，你堅持下來了，現在讓我們開始學習吧。」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我在他的指導下閱讀了大量文獻，速度之快讓我筋疲力盡。』（『On the Birth of The?Birth?of China』,Early China 12,p.2.）但這無疑為顧立雅打下了良好的文獻基礎。

進修期間顧立雅撰寫了【孔子與荀子】（Confucius?and Hsun-Tzu）、【孔子是不可知論者嗎？】（Was Confucius Agnostic?）二文，發表時他特別說明梅光迪曾幫助疏通字句，通讀初稿並給出修訂的意見。此後兩人一直保持着聯繫。1945年梅光迪去世後，顧立雅專門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梅迪生——君子儒】，並以中文的形式發表在【思想與時代】第46期（1948年）上，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他而且寬宏大度，當一九三二年我到中國去，他帶着家小從南京到上海來迎接，同我在海船上晤面，以後便介紹我認識了南京方面許多學者，又寫了好幾封信給我，得有機會和北平的通儒見面。』由此可以知道，1932年顧立雅前往中國之前幾個星期，梅光迪剛好短暫回國執教於南京中央大學。梅不僅親自去上海迎接顧，而且還將他介紹給自己在南京的朋友。在顧立雅北上時又寫了若干介紹信，讓顧得以更快地和北京的學術界取得聯繫。

顧立雅在北京期間最主要的指導者是劉節。劉節（1901—1977）號子植，浙江永嘉人。1928年從清華大學國學院畢業後到天津大學任講師，1930年任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1931年任北京圖書館金石部主任，1935年到燕京大學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曾在上海大夏大學、宜山浙江大學任教，後又到成都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工作。1946年他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直到1977年去世。劉節是研究先秦史的著名學者，在古文字、古地理、史學史等領域均頗有建樹和影響。顧立雅跟隨劉節主要是研修金文，前後有兩年時間。他在寫於北京的一篇英文論文中特別向劉節致敬：『劉先生是北京圖書館金石部主任，是屈指可數的金文專家。在最近的兩年中，每周我們都討論兩次，每次他都以淵博的學識給予我指教，而從不索取任何回報。我想藉此機會向他致以深深的謝意。』（『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Journal of 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56,No.3,p.335）

顧立雅在北京期間還得到過古文字學家孫海波的幫助，在他撰寫【釋天】一文時，孫海波將自己尚未出版的【甲骨文編】手稿（後於1934年由燕京大學出版）借給他參考，使他立刻獲得了兩條重要信息：『甲骨文中有天字。其字共見十二次。』（【燕京學報】第18期，第60頁）

顧立雅留學期間曾多次前往安陽等地進行實地考察。他到北京不久就結識了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學者，而他們正是安陽考古挖掘的主要領導人，這無疑為顧的考察提供了諸多便利。顧立雅特別有幸參觀了1935年春第十一次挖掘——侯家莊西北崗第二次挖掘，這次被李濟稱為『我們田野工作的高潮』的挖掘持續了97天（1935年3月10日至6月15日），其間吸引了不少學者來參觀，包括由傅斯年陪同前來的著名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Pelliot）。顧立雅是1935年5月去侯家莊的，主持這次田野工作的梁思永熱情地接待了他，並向他解釋挖掘出來的頭骨的特點，顧立雅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現有的證據表明，從新石器時代到現在，生活在北方的中國人屬於同一個人種，從他們的頭骨看不出任何其他人種對這一地區的入侵。』（【中國之誕生】英文版，第51頁）離開安陽後，顧立雅又到了開封，參觀濬縣出土的周代文物。1932—1933年，在郭寶鈞的主持下，河南省考古隊對濬縣辛村衛國墓葬進行了兩次挖掘，這是我國首次發掘周代墓葬。郭寶鈞的發掘報告直到1936年才發表（題為【濬縣辛村古殘墓之清理】），但在顧立雅去參觀時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和盤托出，讓顧立雅獲益匪淺。中國學者給予顧立雅的無私幫助是中美學術交流史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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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哈佛燕京學社派遣的留學生，顧立雅和燕京大學的不少學者都有交往，其中與顧頡剛的關係頗為密切。【顧頡剛日記】中多次提到顧立雅，僅1935年就有十次之多：

1935年1月6日：點顧立雅文，未畢。

1935年2月26日：看顧立雅所作【釋天】一文。……寫顧立雅信。

1935年6月3日：訪顧立雅，亦遇之。

1935年6月17日：到顧立雅處，晤之。……天津女師齊院長來平聘教員，予因以四人薦：聞在宥（國文）、蒙文通（中國史）、顧立雅（西洋史）、顧立雅夫人（音樂）。

1935年7月13日：今午同席：顧立雅夫婦、寇恩慈女士、煨蓮、予、元胎、八爰（以上客）、希白夫婦（主）。

1935年10月4日：顧立雅來。1935年10月5日：寫齊璧亭快信，為顧立雅事。

1935年10月14日：顧立雅來。

1935年11月3日：到於思泊，王姨母，福開森，顧立雅四家，均遇之。

1935年11月22日：到顧立雅處，晤其夫人。

從日記中可以得知，顧立雅的【釋天】一文是經過顧頡剛審閱後發表於【燕京學報】第18期（1935年12月）的。另外，顧頡剛曾推薦顧立雅夫婦去天津任教，但未果，主要原因應該是顧立雅1935年下半年正忙於寫作【中國之誕生】一書。

顧立雅在北京的1930年代正是中國學術的黃金時代，他親身感受到了古史辨派的巨大影響，作為該派領袖的顧頡剛成為他經常引用的對象。如在【原道字與彝字之哲學意義】（載1933年【學衡】第79期）中，他一開始就引用了顧頡剛關於【尚書】二十八篇中只有十三篇可信的觀點，這個觀點見諸顧頡剛【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一文，顧頡剛將【尚書】二十八篇分為三組，認為只有第一組十三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為真』。這十三篇是：【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古史辨】第一冊，第201頁）後來顧頡剛的觀點又發生變化，顧立雅有幸親耳聆聽，並記在【釋天】一文中：『【古史辨】第一集顧頡剛先生謂【盤庚】為商書中之唯一可信者，至於近年，顧氏之意見已與前日不同。顧氏曾與余言，【盤庚】乃周初人所作，至東周以後曾經學者所修改，則【盤庚】亦非商代文字。』（【燕京學報】第18期，第63頁）

關於顧立雅和顧頡剛的交往，海倫·斯諾（HelenF.Snow，埃德加·斯諾夫人）的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記錄：『顧立雅對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記得有一天，我請他和顧頡剛一塊吃午飯，因而引起一場激烈的爭論。……顧頡剛這個批判性的學者是我們在中國結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他的思想誠實正直進步——這在中國尤其罕見。』（【旅華歲月】，華誼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頁）顧頡剛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批判態度顯然是他和顧立雅爭論的焦點，但學術觀點上的爭論並不妨礙他們之間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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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在已經難以考證當年梅光迪的介紹信都寫給了哪些北京學人，但其中之一一定是他的老朋友吳宓。1921年吳宓從哈佛回國後任教於南京東南大學，曾和梅光迪等人一起創辦【學衡】。1924年吳宓離開南京赴瀋陽，執教於東北大學。1925年清華學校改辦清華大學後，吳宓很快來到北京，出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此後直到抗戰爆發，他一直是北京學術界的活躍人物。

1932年顧立雅到北京後不久，吳宓就在他主持的【大公報·文學副刊】（9月26日）上發表了【顧立雅論中國人之宇宙觀】一文，熱情地評介顧立雅的第一部著作——【中國人的世界觀】（Sinism: A Study?of the?Evolution?of the Chinese?World-View，1929年版）：『顧君以為中國古人，在佛教未傳入及未受任何外國影響之前，已自有其特殊之宇宙觀。此可稱為「中國教」或「中國人之精神」，顧君特造Sinism一字以名之。此種宇宙觀，乃古代中國農村生活經濟之產物。其視宇宙乃和諧而有規律之整體，人為宇宙之一部，故人生亦和諧而有規律之整體。宇宙與人生，實諧和一致而互相影響者。然宇宙人生皆非靜止而運行不息，宇宙人生乃是一種歷程而非一個境界，長久進化以企於無窮。故宇宙人生至善之「和」，乃如一機器之各部協調按照規律而運行工作。以是，陰陽之外更有五「行」，而宇宙之本原及人生之究竟曰「道」。道即自然之法則，亦即天理天運天命。人能行道，即與宇宙和諧而完成其在宇宙中一部分之職務，即得幸福。惟自實際人生言之，社會亦宇宙之一部，故社會亦為通體和諧而按照規律運行不息之一大組織。其組織如綱在網，如臂使指，封建實本此意。而帝王為社會之中心，王者之職務厥為行道，即整理人事使與宇宙之運行相因應而共和諧是也。又農民多守舊，故眾咸信古之王者實有順天理而能行道者。以上乃中國古人共具之觀念。而孔子、老子、墨子之教所從出之源泉也。』吳宓認為顧書的價值不僅在於考據，更在於義理，因為『西人論述中國事，不難於材料之搜羅普遍，而難於義理之體會精微』。所以伯希和等法國學者的考據雖然可貴，但在吳宓看來，更可貴的是像顧立雅那樣把考據與義理結合起來，以一種了解與同情的態度來研究中國文化的真象。伯希和是當時西方漢學界的領袖，而顧立雅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吳宓的評價雖有溢美之嫌，但顧立雅的漢學研究才華在早年已顯露無疑，加上四年北京時期的學術淬鍊，他成為美國和西方漢學的領軍人物只是時間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