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漫談朱子禮學對佛道的批判

青少年時期的朱熹在學習儒學經典之外，對佛、道兩家的學說（尤其是佛學）也涉獵較廣。他說：『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朱子語類】卷一百四）朱熹三十一歲時，正式拜李侗為師，其思想也完全轉向了儒學。不過，朱熹曾『出入於釋、老』的這段經歷，使得他的學術思想體系中既有本着儒學本位的道統觀念而產生的對佛、老『異端』的排抵和批判，也有於自覺不自覺中對佛、老思想的借鑑與吸收，為其哲學體系的邏輯建構、思辨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資源。而其禮學，則主要是被當作了批判佛老之學的重要理論武器。

朱熹曾引述程頤對佛學之於儒學義理的危害的批評，道：『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辟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孟子集注】卷六）程、朱都認為佛禪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道理的，但正是因為其『近理』，所以又更具誘惑性、欺騙性，對人們於儒家義理的理解也就妨害更甚。朱熹指出，儒家學說之所以與佛、老不同，就在於正統儒家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其中既蘊含着『合乎義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與實踐智慧，也蘊含着極為深沉的德性。佛、老則多流於義理的玄談，卻無處着實。

朱熹在與廖子晦的一封書信里，又進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釋兩家這一差別的認識論根源：儒家重漸進之學，其『窮神知化』『隨心所欲不逾矩』的極度自由境界乃是緣於真積力久的修養習煉而『豁然貫通』的結果，主要體現為一種下學而上達的道德修養功夫；佛家禪學重頓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來喻』的認知境界，雖然也強調『豁然貫通』，但並不曾如此實下功夫，其實質是上達而下學。所以，儒家在人倫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復禮』，踐履人之良知良能，於細微點滴處體貼天理、分別道心人心，以煉養心性。佛禪雖然也注重這方面的修養，但並不曾落到實處，自然難以探及心性本原，從而與『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的儒家學說無法比擬。概言之，儒、釋兩家所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認知路徑，這便是造成兩者理論差異的重要原因。

在朱熹看來，這一差異的實質則體現在了儒家禮學的實踐特性與實踐活動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復得禮也』，『下梢必墮於空寂』，而『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因此『不失其則』（【朱子語類】卷四十一）。但事實上，佛學對朱子哲學的影響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學思維方式、哲學體系的邏輯建構以及本體論、心性論等哲學範疇的認識方面都對佛禪有較大程度的吸收借鑑。但這種吸收與借鑑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如上述關於心性修養的討論，他便是在批評佛學因為缺失了禮這一『自然底規矩準繩』，所以才流於空疏。而儒家『克己復禮』的禮學倫理思想則可藉助禮的現實規定性，使人們有實實在在的準繩可依，『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並由此下學處上達天理，實現禮樂教化的終極目標。

同樣，朱熹對老莊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論、修養論等方面的批評也多落腳於此。在這一點上，他可以說是將佛、道基本視為了一體。如他常將佛、道並說：『又須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多廣大處，都收拾做實處來。佛、老之學說向高處，便無工夫。聖人說個本體如此，待做處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緣他本體充滿周足。』（【朱子語類】卷六十三）不過，他亦認為佛、道之間對於禮樂之『道』有着認識上的高低之分。如他與弟子討論【中庸】之『道』與佛、老之謂『道』的區別時，即指出：『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卻理會得，又不肯去做。……然其才亦盡高，正所謂「知者過之」。』（同上）【中庸】為儒家禮學中至為重要的文獻，中庸之『道』同時也就構成了禮學義理體系的核心範疇。朱熹常以這一儒家禮學範疇所蘊涵的本體論、心性論、方法論與佛、老之『道』的相關內涵作參證比較，並以禮學的實踐性作為儒學的理論武器來批評佛、老之『道』的虛無性。而在這一段話中，朱熹不僅將佛、道視同一體加以批判，同時也以儒家之『道』的『費隱』特性為判斷依據對兩者作了一番比較，認為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雖『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着落』，相比佛家『理會不得』禮樂之道要更為高明；然而老莊卻屬『智者過之』，亦猶佛禪之『不及』，相對於儒學而言，同樣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佛、道二教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到了宋代，已是『老觀、佛寺遍滿天下』，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在這個過程中，兩教均有不同程度的儒學化傾向，而儒學同樣受到了二者的影響，但批判佛、道『異端』以維繫道統仍是其最根本的立場。朱熹以禮學對佛、道哲學體系展開的批判，則不僅表明了他抵排佛老以推尊儒學的基本態度，亦充分體現出了禮學在其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生活哲學研究中心）

朱子禮學對佛道批判的內在理路與思想史意義

朱熹對佛道二氏的批判，實乃宋代理學發展的重要環節。其批判並非簡單排斥，而是建立在深刻理解基礎上的理論超越。朱子青少年時期"出入釋老"的經歷，恰為其提供了批判的思想資源，使其能入室操戈，直指佛學要害。

程朱一系認為佛學"近理"而害尤甚，此論頗具深意。朱子指出："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朱子語類】卷一二六）此中關鍵，在於佛學破壞了儒家的人倫根基。朱子禮學之批判鋒芒，正指向佛道對現實倫理關係的消解。他以"極高明而道中庸"為儒家標尺，強調必須在人倫日用中體認天理，此乃與佛道空談心性的根本分野。

朱子特別揭示儒釋認知路徑之異：儒家講究"下學而上達"的漸進積累，佛家追求頓悟式的"上達而下學"。這一區分極具洞察力。在【答廖子晦】中，朱子強調："聖門之學，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此即"格物致知"的真功夫，與禪宗"直指本心"形成鮮明對比。

禮學之所以成為朱子批判佛道的有力武器，在於禮具有獨特的實踐品格。朱子建構的禮學體系，將抽象天理轉化為具體儀節，使"理"可被踐行於冠婚喪祭之中。他在【儀禮經傳通解】中展現的禮學思想，實為對佛道"虛無寂滅"之說的最有力回應。朱子強調："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論語集注·學而】）這種將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打並為一的思路，正是宋代理學的精髓所在。

朱子對佛道的批判，不僅具有思想論爭的意義，更蘊含深刻的社會關懷。他重建禮學，意在整飭因佛道盛行而鬆弛的社會秩序。在【勸諭榜】等公文中，朱子力倡鄉約民規，以儒家禮儀取代佛道齋醮，體現出強烈的經世取向。這種將學術批判轉化為社會實踐的努力，使朱子禮學獲得了超越單純理論爭辯的歷史意義。

朱子對佛道的批判，本質上是對儒學思想疆界的厘定。他通過禮學建構，既吸收了佛道的思辨方法，又堅守了儒家的人倫立場，完成了理學體系的創造性整合。這種批判不是封閉的排斥，而是在對話中的超越，展現了儒家思想強大的消化吸收能力。理解朱子這一思想歷程，對我們今日思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的關係，仍具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