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心掙扎六十年陶淵明像一杆裝填火藥的老槍

虐心掙扎六十年陶淵明像一杆裝填火藥的老槍

陶淵明辭官前因為要守住這五斗米，付出的代價到底有多大，只有他自己心裏清楚。委屈個人的天性和興趣去做事，先是令人沮喪，進而就是憤怒。這種扭曲感和壓抑感不只是陶淵明，所有人都可能程度不同地體驗過，都不願忍受。但我們每個人忍受的時間、憤怒的強度，以及最終怎樣去應對，會是千差萬別的。

放棄這五斗米的結局會怎樣，大概詩人當時也無法預料。因為他的祖上畢竟有不算太薄的遺產，出過晉室屈指可數的權勢人物曾祖父、名士外祖父以及做過太守的祖父，這樣一個家族雖不能說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但總還算鄉間的富裕之家。他到了晚年竟然是去要飯，被餓死，相信這連詩人自己都沒有想到。一切的後果比原來預料的要嚴重許多倍，這就是人生的嚴酷本色。

不過陶淵明乞食時並沒有悔意，可見他覺得要飯也還不是最壞的，總比忍受官場的屈辱要好許多。因為他討要食物，卻並不需要聽命於施捨者去做違心的事，甚至不需要去回報施捨者，不需要按照對方的要求去完成一系列極不情願或討厭的動作，既不受其差遣，也就不受其役。從這裏對比一下，討來的餬口之物比官場分配的俸祿使人更有一些尊嚴。要維持個人的生命就要吃飯，但是向誰討要食物卻是一個關鍵問題：是向野蠻武力維持強權的官府，還是向普通老百姓，這難道不是最大的差別嗎？陶淵明顯然是明白這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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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去來兮圖】（明 李在）

王弘、檀道濟都給陶淵明送過酒，他們都是官場人物，不同的是前一個他接受了，後一個他拒絕了。想像中可能王弘在氣息上讓陶淵明更能接受。此外還有一個接受的時間、地點和現場氣氛問題。如果刺史檀道濟送他粱肉是在一個不合適的時間，說了不得當的話，或者恰巧碰上陶淵明正在非常激烈的心理狀態之下，比如發着脾氣，那麼拒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同樣是食物，要看誰給、怎麼給、在什麼時候給。這要看陶淵明的尊嚴所能夠承受的範圍。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檀道濟送粱肉之時已屆新朝，對方已經是一個摧毀了晉朝之後的宋朝高官，從這種政治身份去分析陶淵明的接受與拒絕，似乎也就更加不難理解了。我們由此可以推論出一些政治的理由，但這仍舊有可能並不是什麼根本的理由。陶淵明不會在飢餓的時候，把這個具體到餬口活命的最重要的事情和那些社會問題直接地對應起來。我們也許可以更多地相信，與他交接的具體人的氣息令其不能接受；還有，就是他當時的心理狀態不允許自己接受。他的晚年是極其絕望、悲傷和憤怒的，所以這種來自官方的施捨可能會極大地刺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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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道濟像

從久在樊籠裏的苦悶到採菊東籬下的閒適，這中間經過了多少掙脫和張望，包含了一次次決心，直到最後的衝決。這是走向自由、找回個人尊嚴的過程。兩種生活方式反差太大了，在這裏，對一種理想境遇的嚮往和對另一種壓抑的厭惡是成正比的，越是愛這閒適和自由，越是不能忍受折腰的屈辱。而當他晚年討要、蜷曲在沒有被子蓋的床頭，正處於安頓身心的最危險最陡峭的時刻，身為宋朝權貴的刺史檀道濟卻來贈他粱肉了，這無疑是很及時的，既及時救命，又及時喚醒了他關於尊嚴的記憶。而此刻，詩人在自救的道路上已經走出了太遠，真的比當年更有勇氣了；加之多年農耕生活磨練了耐力和心智，使之更加堅毅奮勇。這種拒絕與其說是衝着檀道濟贈予的粱肉，還不如說是衝着整個的陰暗世道。

如果粱肉和尊嚴不可兼得，也只有舍粱肉而取尊嚴了。這時候的陶淵明當然是相當衝動的，即所謂的不夠理智。但這樣的時刻也許只有這樣了，因為人總有不理智的時候，因為人一般來說總是太理智了。讓我們理解詩人的不理智，痛惜他同時也寬容他吧。

陶淵明的田園生活看起來平淡恬然，實際上大部分時間可能並不如此。這只是我們從他留給後人的最明亮動人的那些文字中感受的，以至於永難忘懷。他的最傑出的創造，當然是這一類篇章。但是只要深入理解詩人本身，弄清一些生活細節，就會改變許多既成的看法。我們切不能僅憑一些難忘的詩章印象去論斷，還需要閱讀他留下的所有文字。這樣做下來，就常常會產生一種訝異的感覺。

我們甚至會覺得詩人不但不是完全淡然的人，反而直接就像是一杆老槍。這杆老槍隨着歲月的增加，無數事件的積累和疊加，正在一點一點充填火藥。而到了檀道濟贈他粱肉的時候，這杆老槍的火藥也填完了，於是他就扣響了扳機。

有時候一個人內心充滿了矛盾衝突，會讓人感受到其中的不可調和。我們津津樂道的這個採菊人，這個雙腿疊放臥於北窗下的羲皇上人，是絕對不會激烈如此危險如此的，他該是一個笑吟吟的、最好接近的人，怎麼可以像一個即將爆炸的火藥筒一樣？

這一切也只有回到文本中去感受了。如果我們像詩人一樣掙扎了六十年，如果我們也躺在那兒忍受和等待，如果我們也忍飢受凍，睜大一雙午夜不眠的焦干的眼睛，那麼就會相信他真的有可能變成一杆老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