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製造了竇娥冤只靠『清官』靠譜嗎？

陳寅恪先生曾說過：如某種偽材料，若徑認為其所依託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之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280頁）對古代文學作品的利用，亦可作如是觀。

由此觀之，蘇力的【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儘管開風氣之先，但是受到自我定位的影響，本書的基本追求不是運用具有歷史意味的文學材料來印證法律的歷史，甚至也不是運用文學材料來注釋甚或宣傳某些當代的法律理念；而是力求在由文學文本構建的具體語境中以及構建這些文本的歷史語境中冷靜地考察法律的、特別是中國法律的一些可能具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問題，希冀對一般的法律理論問題的研究和理解有所貢獻（第3頁），對（作偽）時代及作者之思想的把握並不讓人滿意。書中收錄的【竇娥的悲劇】就存在類似問題，這也激發出青年學者不斷重新解讀的興趣。

問題的提出

在【感天動地竇娥冤】中，關漢卿安排了三組看似隨意、實則非常值得推敲的人物：第一組人物是對婆媳，即蔡婆婆、竇娥。蔡婆婆是高利貸商人，由於工作的需要，她不得不出外拋頭露面。竇娥是蔡婆婆的兒媳婦，主要工作就是奉養公婆、操持家務。儘管存在年齡、職業、教育程度等差別，她們卻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寡婦；第二組人物是對父子，即張驢兒父親、張驢兒。父子兩人並無正當職業，整日在城市及其周邊遊蕩，可以說是厚顏無恥的潑皮無賴；第三組人物是對官員，即桃杌、竇天章。由於判決結果截然相反，他們分別被貼上貪官、清官的標籤。

簡單說來，在外出收高利貸的過程中，蔡婆婆被欠債的賽盧醫劫持，張驢兒父子救了蔡婆婆的性命。在了解蔡家的基本情況後，張驢兒父子拒絕收取酬金，執意入贅蔡家，做接腳夫；否則，就要勒死蔡婆婆。對此提議，蔡婆婆被迫接受，可是竇娥拒絕接受。為了達成目的，張驢兒在竇娥做的羊肚兒湯中下毒，希望藥死蔡婆婆後嫁禍於竇娥，並以此為把柄要挾後者就範，否則就去告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張驢兒父親搶先喝下羊肚兒湯，結果中毒而死，從而製造出竇娥藥死張驢兒父親的假象。面對張驢兒提供的親生兒子不會毒死父親的口供，桃杌最終將竇娥判處死刑。臨刑前，竇娥對掌握命運的天地提出了控訴：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臧懋循：【元曲選】，王學奇等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版，3796頁）。接下來讓人好奇的是：誰製造了竇娥的冤案？

桃杌

由於中國古代公案小說大多採用第三人稱敘事，讀者對案件的完整過程一清二楚，很少有機會去思考重建案件真相所遭遇的困難。一旦出現冤案，讀者更傾向於從辨別是非所遭遇的困難入手。而能否經受住金錢的誘惑、抵制權錢交易，恐怕是讀者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接觸到的困難；再加上在古代傳說中，桃杌（即檮杌）與渾敦、窮奇、饕餮一起並稱為四凶。用桃杌作為楚州太守的名字，進一步強化了讀者的思維定式：冤案是由官員的貪污腐敗造成的。如果官員能夠保持清正廉明，冤案應該能夠避免。

在【竇娥的悲劇傳統司法中的證據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二期）一文中，蘇力想要避免清官、貪官截然對立的道德評價，所以極力洗刷潑在桃杌身上的污名。劇中能與貪污腐敗產生聯想的，主要是桃杌上場時說的兩句話：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元曲選】3784頁）不過蘇力主張，所謂要金銀、衣食父母指的是訴訟費用。從訴訟費用的角度看，無論在古代，還是在當代，它都算作合理收費。

緊接着，蘇力跳出第三人稱的敘事模式，將讀者定位為一無所知的旁觀者，而不是洞若觀火的神明。既然一無所知，讀者就需要思考重建案件真相所遭遇的困難。大致說來，這些困難分為兩類：第一類與科技水平有關。古代中國的科技水平並不發達，難以承擔起完全重建案件真相，也就難以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第二類與官員的經驗與能力有關。由於科技水平有限，為了完成破案任務，古代官員不得不採取一些補救措施，如重視口供、使用有罪推定、五聲斷獄、刑訊逼供、心理博弈等。

問題在於，恰到好處地運用這些補救措施需要豐富經驗與聰明才智。與傳說中文曲星轉世的包拯不同，桃杌的才能平庸，也談不上經驗豐富，即便不接受賄賂，也容易被假象迷惑，從而製造出冤假錯案。

追根溯源，竇娥冤很大程度上與官員的人品無關，而是與科技水平相對欠缺有關。進一步引申，其實無論科技水平如何發達，人類也無法完全重建案件真相，也就無法從根本上避免冤假錯案的出現這可以說是人類不得不面臨的宿命，竇天章的出場恰恰是對這種宿命的一種註解。因為作為普通人的竇天章之所以能夠平反冤案，靠的是竇娥冤魂的幫助；否則，他即便再有心，也無可奈何、愛莫能助。

蘇力的解讀雖然能夠成立，但是過於強調科技水平的重要性，人的能動性很難體現出來；此外，還忽略了一個細節：為了避免對官員進行道德評價，他區分了關漢卿的看法與現代學者的觀點的不同，並強調傳統的道德評價更多是現代語境中學者有意無意的創造。不可否認的是，歷史上的關漢卿們並未創造出其他概念，而是使用清官、貪官的概念來對官員進行評價。如果與道德評價無關，那麼這些評價又與哪些內容有關？

誰製造了竇娥冤只靠『清官』靠譜嗎？

縣官斷案

張驢兒

在劇中，面對蔡婆婆提供的酬金，張驢兒父子展開如下對話：爹，你聽的他說麼？他家還有個媳婦哩。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謝我；不若你要這婆子，我要他媳婦兒，何等兩便。（【元曲選】3769頁）在漢人的語境中，男子入贅是件挺不光彩的事，至少不是件值得炫耀的事。可這二位倒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以此為切入點，陳頎在【司法冤案與儒家禮法：以〖竇娥冤〗為例】（【中外法學】2014年第五期）一文中推定：張氏父子很可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或早期歸順的北人）的後代。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城市及其周邊遊蕩，可能是因為沒有得到蒙元王朝的妥善安置，或者說家境敗落了。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人雖然是窮了點，但政治地位卻很高，官府輕易也不敢招惹他們。這樣一來，張氏父子上述反常行為就能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因為在蒙古人的語境中，子收庶母、侄收嬸母、弟收兄嫂都很正常，入贅自然就不足為奇，根本不會存在心理上的障礙。

緊接着，陳頎認為這是一起文化衝突引發的命案。蔡婆婆的身份是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社會等級中位居末位，政治地位較低；再加上放高利貸的風險很高，需要找個靠山。儘管有些不情願，面對主動上門的張氏父子，蔡婆婆還是選擇接受，我的性命都是他爺兒兩個救的，事到如今，也顧不得別人笑話了（【元曲選】3771頁）。

與之相比，竇娥用不着賺錢養家，再加上受到儒家禮法的影響，所以她找出很多理由（例如為亡夫守孝三年的期限未滿）來拒絕張氏父子的入贅主張。可是根據元代的法律規定，漢人與蒙古人之間的婚姻主張出現衝突時，政府官員應該優先支持蒙古人的婚姻主張；再加上案情重大，基於口供優先的原則（為了讓婆婆免受刑罰，竇娥被迫承認了毒殺張驢兒父親的事實），桃杌大可不必查明毒藥的來源，就可以憑藉口供和人證來推定兇手。

陳頎的分析很有韻味，照顧到了很多細節。但是為了自圓其說，他忽視了如下細節：將歷史情境限定在元代，實際上提高了讀懂故事的難度。這意味着能夠讀懂故事的人，只能是那些生活在文化衝突激烈的時代或地區的民眾。恰恰相反，【感天動地竇娥冤】受歡迎的程度超乎想像，在元代、明代、清代乃至現代都俘獲了很多讀者的心。能從文化衝突引起婚姻糾紛的角度來解讀的讀者想必是少數。要想降低讀懂故事的難度，它必然是一個生活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民眾都有可能經歷的故事。只有這樣，它才能引發讀者長時間的持續共鳴。此處需要思考的是：婚姻僅僅意味着愛情嗎？如果只是為了愛情，那麼選擇將愛情進行到底就行了，完全沒有結婚的必要。對此，費孝通講了一個未必浪漫的道理：是在確立雙系撫育。（【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3頁）

斷子絕孫的寡婦

【感天動地竇娥冤】中有個細節一直沒有被討論：蔡婆婆的婚姻原本應該很幸福，嫡親三口兒家屬。可惜她的丈夫早就死了，只留下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她之所以願意風裏來、雨裏去地從事放高利貸這個高風險職業，不外乎是想多積攢些家底，好讓她的子子孫孫過上好生活；若是能讀好書做大官，那更是極好的。

然而，實現這一美好願望有個前提，就是要保證子嗣的延續，通俗地說就是子子孫孫無窮盡也。為了兒子的婚事，蔡婆婆肯定接觸過不少女孩，最後看中的是竇娥，今年七歲，生得可喜，長得可愛，我有心看上他，與我家做個媳婦（【元曲選】3762頁）。為此，她和竇天章做了一個交易：留下女兒做童養媳，先前的債務一筆勾銷，另外奉送進京趕考的盤纏。可是天不遂人願，蔡婆婆的兒子雖然與竇娥成了親，但是很快也死了，並未留下任何子嗣。這樣一來，蔡婆婆、竇娥就變成了斷子絕孫的寡婦。

在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的官府看來，蔡家就是法律意義上的絕戶，一個行將消失的納稅單位。問題接踵而來，一旦蔡婆婆、竇娥相繼死去，那麼蔡家辛辛苦苦積累的財產應該由誰來繼承？

這個問題之所以容易觸動讀者的敏感神經，是因為它營造了一種心理恐慌：絕戶雖然出現的概率比較低，但是誰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證自己或自己的後代一定不會遭遇這種可能性；就是敢拍胸脯，也未必敢真心相信。在唐代以來的歷史中，至少有兩類外人一直在處心積慮地打絕戶財產的主意：

第一類人就是民眾惹也惹也不起、躲也躲不起的官府。為了增加絕戶財產充公的概率和比例，官府總在想法設法對可能存在的女兒、近親的權利進行限制。不過限制的方式各有不同，如唐【喪葬令】規定：諸身喪戶絕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資財，並令近親轉易貨賣，將營葬事及量營功德之外，余財並與女。無女，均入以近親；無親戚者，官為檢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遺囑處分，證驗分明者，不用此令。宋代的法律規定更為嚴格：請今後戶絕者，所有店宅、畜產、資產、營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者，三分給與一分，其餘併入官。如有莊田，均與近親承佃。如有出嫁親女被出者，及夫亡無子，並不曾分割得夫家財產入己，還歸父母家後戶絕者，並同在室例，余准令敕處分。（【宋刑統】卷一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222-223頁）元代、明代、清代也有相關規定，此處不再一一羅列。其實不管官府如何論證其合理性，站在民眾的立場看，絕戶財產充公與巧取豪奪、坑蒙拐騙的差別可能並不大，結果都是肥水流入外人田。回過頭來重讀那句上場詩，面對絕戶的蔡家，桃杌所代表的官府想要索取的絕對不限於訴訟費用，肯定也想從蔡家財產中分得一杯羹，這與傳說中桃杌的形象極為類似。

第二類人是那些與絕戶不存在血緣關係的人。有意思的是，古代文學作品尤為關注兩種特殊身份：與寡妻有關的接腳夫、與女兒有關的女婿。這兩種身份之所以危險，是因為這些外人能夠接近絕戶的女性家庭成員，並通過後者將絕戶財產轉移到自己手中；此外，他們還可以謀害男性繼承人，使得本來擁有子嗣的納稅單位變成失去子嗣的納稅單位。為了答謝救命之恩，蔡婆婆起初打算支付酬金。可是張氏父子堅決不要，這很容易給人造成只愛美人、不愛金錢的誤導。可明眼人都知道，一旦成功入贅，蔡家的財產就會歸張氏父子支配，這可比先前的那筆酬金多多了。當然劇情如此安排，應該是關漢卿有意為之：一方面用桃杌來隱射官府的貪婪，可是並未捅破絕戶財產充公這層窗戶紙，避免直接批評官府而惹禍上身；另一方面添加了張氏父子這樣的外人，儘管繞了一道彎，最終還是回到外人侵佔絕戶財產的主題上。

面對外人的覬覦，普通民眾（也包括士人群體）一直在探索可能的應對措施。大致說來，明清時期是個儒家庶民倫理普及的時代，面對丈夫生前沒有親生兒子、又沒有過繼兒子的極端情況，寡妻可以在丈夫死後過繼一個兒子，家族也可以強制過繼一個兒子，這些辦法均得到明清法律的認可。有了繼子這個頂樑柱，也就成功擺脫了絕戶的身份，進而斷決外人的非分之想。此後遇到困難，寡妻就不再是單打獨鬥，至少可以向繼子的親生父親或者家族求助；但對生活在明代之前的民眾來說，他們並不知道（或者接受）明人、清人習以為常的那些辦法。明代以前的法律也未必完全認可這些辦法（更多討論見白凱：【中國的婦女與財產：960-1949】，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15-20頁）。

誰製造了竇娥冤只靠『清官』靠譜嗎？

【竇娥冤】劇照

操不完的心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總有操不完的心，一看到類似的話，現代中國人一般都能心領神會，這往往意味着父母開啟話嘮模式。

與之相比，古代中國的父母更是操碎了心。可能出於張力的需要，文學作品往往鍾情於日常生活中的極端情況，財產繼承恰好提供了這方面的豐富素材。【感天動地竇娥冤】其實講的是一起沒有兒子引發的繼承命案。面對張氏父子的不斷威脅，婆媳二人的對話很值得回味：

（正旦雲）婆婆，這個怕不中麼？你再尋思：俺家裏又不是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又不是少欠錢債，被人催逼不過；況你年紀高大，六十以外的人，怎生又招丈夫那？（卜兒雲）孩兒也，你說的豈不是。但是我的性命全虧他這爺兒兩個救的若不隨順，他依舊要勒死我。那時節我就慌張了，莫說自己許了他，連你也許了他。兒也，這也是出於無奈。（【元曲選】3771頁）

可以看到，蔡婆婆曾採用支付酬金的辦法、竇娥曾採用激勵婆婆守節的辦法。可是效果並不好，最後還搭上了竇娥的性命。出於無奈、怕不中，非常貼切地表現了兩人內心中的掙扎與無奈，但這幾乎是柔弱的婆媳絞盡腦汁想出的所有辦法。其實她們應該非常清楚問題的癥結：家中缺少男性成員，所以張氏父子才敢如此肆無忌憚、明目張胆。而竇娥的悲劇表現在：作為普通人，她生活在一個儒家庶民倫理尚未普及的時代，不太可能想出（或者接受）明人、清人的那些辦法，所以並未表現出任何想要改變絕戶現狀的意圖。

元代李潛夫的【包待制智賺灰闌記】講的是一起只有一個兒子引發的繼承命案：馬員外生前只有一個兒子，由小妾張海棠所生，這對馬妻的正房地位構成嚴重威脅。因為馬員外死後，他的財產將由唯一的兒子繼承；鑑於兒子年紀尚小，實際權力將由生母張海棠掌管。馬妻顯然不甘心大權旁落，所以才會勾結趙令史，藥死馬員外，並誣稱是張海棠所為。這還沒有完，張海棠曾經提出一個妥協的辦法：姐姐，員外無了，這家私大小我都不要，單則容我領了孩兒去罷。這個辦法其實是無效的，馬妻一點也不傻，她知道只有控制孩子才能真正控制馬員外的財產，眼見得這家私大小帶孩兒，都是我的（【元曲選】2811-2812頁）。一旦計謀得逞，將會產生兩個連續後果：馬員外兒子失去了生母的保護，生命可能會遭遇不測；馬員外的財產也將由馬妻與趙令史這個帶有接腳夫嫌疑的外人掌管。最終包公運用自己的智慧判斷出張海棠才是孩子的生母，並對馬妻與趙令史的殺人罪行給予嚴懲。其實這種智慧更多是種點綴，也不具有可重複性，在現實中的用處並不大。讀者之所以對此津津樂道，是因為它成功阻止馬妻勾結外人侵佔馬員外的財產。

明代凌濛初的【張員外義撫螟蛉子】講的是一起一兒一女引發的繼承糾紛：張員外生前有一個正妻生的長女，早已長髮及腰，嫁作他人婦；還有一個小妾生的兒子叫張一飛，尚在嗷嗷待哺。為了防止女兒、女婿對幼子不利，張員外臨終前立了一個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婿外人不得爭占的遺囑。但在私底下裏，他向小妾交代了自己立遺囑的本意：

天可憐見，生的此子。本待把家私盡付與他，爭奈他年紀幼小，你又是個女人，不能支持門戶，不得不與女婿管理。我若明明說破他年要歸我兒，又恐怕他每暗生毒計。而今我這遺書中暗藏啞謎，你可緊緊收藏。且待我兒成人之日，從公告理。倘遇着廉明官府，自有主張。

古代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類似士人利用斷句戲耍文盲的描寫，很可能是向民眾展示文字的魔力，進而論證文字下鄉的合理性。從斷句的角度講，張員外的遺囑有兩種解釋的可能，並且都能夠成立。可是在張員外的心底，只有一種解釋是正確的，這也成為衡量廉明官府的標準：家產只能夠判歸兒子，而不能判歸女婿、女兒。如果判歸前者，官員就會被貼上廉明的標籤，哪怕他實際上並非廉潔奉公；如果判歸後者，官員就可能會被貼上貪腐的標籤，哪怕他實際上並非貪污腐敗。作為作者，凌濛初在文中反覆強調了這個標準，得失枯榮總在天，機關用盡也徒然。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異姓如何擁厚資，應歸親子不須疑。書中啞謎誰能識，大尹神明果足奇（【初刻拍案驚奇】卷三三，中華書局2009年版，360-361頁）。

最後，回應前文提及的問題：古代民眾在使用貪官、清官的概念時，重點可能不是批評貪官的腐敗、讚揚清官的廉明，也未必是要求提高斷案的科技水平，而是迫切希望官員能夠站在民眾自身的立場，不要站在外人的立場去處理那些操不完的心。一不小心又回到蘇力曾經提及的秋菊的困惑上來，這恰恰證明秋菊的困惑並非憑空產生，而是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