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史話古詩文中的人才觀

人才史話：古詩文中的人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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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古代，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活躍着一大批文人。不僅文武百官大都來自文人，社會名流和士紳也多半出自書香世家和耕讀人家。由於傳統文化積澱厚重，中國文人特別推崇名譽與節操，把名節看得比性命還重要，並衍生出許多傳誦千年的詩詞名句。比如，文天祥在獄中朗吟的『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于謙誓言的『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以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渴不飲盜泉，熱不息惡蔭』『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然而，作為一個群體，中國古代堪稱脊梁的文人雖然很多，但良莠不齊的現象也在所難免，瑕瑜互見的情形並非個案。例如，有美化王莽新朝之嫌的西漢文學家揚雄、在安祿山那裡做過官的唐代詩人王維、投靠亂臣司馬穎的西晉文學家陸機、出仕四朝十帝的南北朝文人庾信、因妒忌好友名高於己而誣陷蘇東坡的沈括，等等。

縱觀中國文化藝術史你還會發現，很多寫出不朽作品的文人墨客，也常常為時世所不容。比如說柳永，其詞作聞名天下，『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金主完顏亮讀了他關於『東南形勝』的詞句後，竟然激起『投鞭渡江之志』。可在當世的文人圈子中，都認為他格調不高，朝廷也不待見，考取進士後又被刷掉了，到頭來還是個『白衣卿相』。

值得關注的是，文人無行的現象只要一出現，就會遭到輿論抨擊，並被寫進各種紀實文字中，背上千古惡名。為什麼古代詩文中對人才品行的着墨如此之多？又如此之濃墨重彩？筆者以為，除了文人地位在不同朝代起伏不定外，至少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主流價值觀所致。價值標準和道德尺度並非一成不變、萬世不易的，而是隨着時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有所調整。管仲背叛公子糾而輔佐齊桓公，孔子在回答子貢的疑問時，卻是讚許的口吻，並不認為這是不仁。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中，有不少人都來自敵對陣營，他們改換門庭的行為算不算變節呢？每當改朝換代之際，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寧死不為貳臣者畢竟是少數，總有一些文人倉皇失措，尋求自保。對於這部分文人的際遇，有人回護寬宥，認為是順勢應時之舉；有人痛加撻伐，鑑定為厚顏無恥之尤。

原因之二：被評價者知名度所致。進入公眾視野的文化名人，由於備受世人關注，其瑕疵也會暴露無遺。其實，在中國古代的名人中，寧死不肯失節文人很多，屈原、嵇康、阮籍、陶淵明、顏真卿、辛棄疾、方孝孺、顧炎武、文天祥、譚嗣同、朱自清等一大批有氣節的名士，不都是文人嗎？言行有誤、節操不保乃至私生活放蕩的，又豈獨是文人？『此去亂離何日定，向來名節幾人全？』在江山易主、與民更始之際，歸附新生政權的何止是文人呢？據乾隆時期編纂的【貳臣傳】記載，降清的明朝高官多達120多人，文士只有龔鼎孳、錢謙益等幾人。

原因之三：評價者主觀性所致。人們對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總以為作品好的文化藝術家，形象也差不到哪裡去。但文人也是人，他們也有不能免俗的一面，也會因七情六慾而犯傻，就像歷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傑一樣，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過失。道德審判獨獨偏向文人，是不客觀也不公正的。余秋雨在【白髮蘇州】中寫到唐伯虎時，曾感嘆地說：『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有幾個才子型、浪子型的藝術家怕什麼！深紫的色彩層層塗抹，夠沉重了，塗幾筆淺紅淡綠，加幾分俏皮灑潑，才有活氣，才有活活潑潑的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