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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啟發] 還原歷史本來面目讀來新夏先生【北洋軍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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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飛 發表於 2016-8-17 09:3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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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兩大本【北洋軍閥史】(東方出版中心出版)擺在我案頭的時候,我禁不住在想,是怎樣一種信念支撐一位老人從青年到壯年,從中年到暮年,窮其畢生精力,來研究一段不受人關注的歷史?如今,來新夏先生(1923—2014)已作古,我也只能從先生的序言【我和北洋軍閥史研究(代序)】一文中窺得一絲蹤跡。

人生就是這麼奇妙:只需一眼,就認定了一生的伴侶;一個偶然,就決定了一生的方向。1949年9月,結束了華北大學政治學習的來新夏,被分配在副校長范文瀾教授主持的歷史研究室做研究生。他被指定做近代史研究,主要工作就是對入城後從一些北洋軍閥人物家中和某些單位收繳移送來的藏檔清理分類。這是一件極爲枯燥無趣的工作。『半年多的檔案整理工作,使我對北洋軍閥這一近代的政治軍事集團,從興起到覆滅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對錯綜複雜的派系也掌握了基本脈絡,奠定了我將以一生絕大部分精力致力於北洋軍閥史研究的基礎。』來新夏說。

北洋軍閥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政治軍事集團,肇端於19世紀末,形成於辛亥革命之際,它們製造的政治紛爭、割據、混戰等種種歷史現象,給後人留下了無數有待分析、論定的課題。這段歷史很短,但這短短的三十幾年給國家和民眾造成的創傷,卻用了半個多世紀才撫平。

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除了歷史課本外,就只有讀過的【秀才軍閥吳佩孚】和【段琪瑞傳】。但傳記文學畢竟加入了作者個人的好惡,讓讀者無法了解歷史的全部真相。故而這部【北洋軍閥史】便彌足珍貴了。

1895年12月,清政府組建『新建陸軍』,袁世凱接練新軍,並以新軍爲起點,組建自己的軍事班底,也就是後來的北洋軍。他憑藉北洋軍走到人生的最高峰,也因此走向覆滅之路。很多人認爲,袁世凱憑藉軍隊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其實這未嘗不是革命黨對舊政權的一種妥協,而清政府也正是因爲袁世凱手握重兵,才不得不宣布退出歷史的舞台,使政權得以順利交接。應該說,是軍隊成就了袁世凱,是歷史選擇了袁世凱。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迅速分解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各自爲政,割地盤據,它們之間既爲爭奪最高統治權而相互混戰,又爲共同反對革命、鎮壓人民而相互勾結,把中國拖入極爲黑暗困苦的境地。而北洋軍也自食惡果,內部政權頻繁更迭,從直皖大戰到兩次直奉大戰,使得北洋集團迅速地自我削弱,走向毀滅。隨著北伐勝利進軍,北洋軍閥集團在各地的勢力相繼潰敗,而1928年12月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則給北洋軍閥集團畫上了一個句號。

北洋軍閥集團的存在,是國家和民族的災難。但不可否認的是,袁世凱對舊式軍隊的改革,使中國的軍制擺脫了落後與陳舊狀況,終究是前進了一大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軍閥政府的反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民的覺醒,以五四運動爲轉折而興起的人民革命潮流滾滾而來,給中國帶來新的曙光。

史學著作需要大量的史實爲依據,來不得半點虛假和偏差,我們無法因爲不喜歡某個歷史階段而否定它的存在。筆者私下以爲,相對於寫故事,寫史更難,寫史者更應該受到世人的尊重。比如劉向,比如司馬遷,再如來新夏和他的同事們。

南丘 發表於 2025-3-29 00:53 | 顯示全部樓層
鉤沉索隱見真章:來新夏與北洋軍閥史研究的學術品格

來新夏先生窮畢生之力鑽研北洋軍閥史,實乃中國史學界"爲往聖繼絕學"的典範。其治學路徑暗合清代樸學"實事求是"之旨,以檔案整理爲根基,在枯燥的文獻爬梳中建立起對北洋軍閥集團的整體認知。這種從原始材料入手的實證精神,正是乾嘉學派"無徵不信"治學傳統的現代表達。

先生自陳因整理檔案而確立研究方向,恰印證了陳寅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的論斷。北洋軍閥研究長期被意識形態話語遮蔽,來氏卻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定力,在政治史與軍事史的交匯處開闢出新境。其研究既避免了簡單道德評判,又超越了派系鬥爭的敘事窠臼,展現出"同情之理解"的史學智慧。

兩部【北洋軍閥史】的厚重,不僅體現在篇幅上,更在於其構建的多元闡釋框架。來氏將軍閥現象置於晚清民初社會轉型的大脈絡中考察,既剖析其"武夫當國"的破壞性,又揭示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複雜作用。這種辯證思維,正是中國傳統史學"通古今之變"精神的當代延續。

當今學界浮躁之風日盛,來新夏沉潛專一的治學態度尤顯珍貴。其學術生涯啟示我們:真正的歷史研究需要超越現實功利,在寂寞中守護學術本真。正如司馬遷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家的使命從來不是簡單臧否人物,而是通過嚴謹考據還原歷史肌理,爲民族留下真實記憶。
覃侄客岫冊 發表於 2025-3-31 01:58 | 顯示全部樓層
【北洋軍閥史】的治學境界與歷史擔當

來新夏先生窮六十年心力著就的【北洋軍閥史】,非僅爲填補學界空白,實乃以"知人論世"的史學精神,還原被意識形態遮蔽的歷史肌理。其治學路徑暗合乾嘉學派"實事求是"之訓,更承繼了陳寅恪"了解之同情"的治史態度。

先生與北洋史的因緣,恰似太史公"究天人之際"的現代註腳。1949年檔案整理之役,看似偶然,實爲歷史選擇。彼時新政權甫立,北洋文獻多被視爲"敵偽檔案",先生卻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功夫,在故紙堆中重建軍閥譜系。這種"冷板凳"功夫,正是傳統史學"板凳要坐十年冷"精神的當代實踐。

全書以"紀事本末體"爲經,"紀傳體"爲緯,既宏觀把握軍閥集團興衰軌跡,又微觀剖析段祺瑞、吳佩孚等人物命運。尤其對直皖戰爭、府院之爭等關鍵事件的考辨,既修正了教科書式的簡單定性,又避免了爲翻案而翻案的偏頗。這種"執兩用中"的史筆,深得【春秋】"微而顯,志而晦"之旨。

今日重讀此書,當思先生"爲往聖繼絕學"的學術勇氣。在特殊年代堅持"史家不可先存論"的原則,其價值不僅在於釐清軍閥混戰的真相,更示範了如何以"溫情與敬意"(錢穆語)對待覆雜歷史。此乃真學者"爲天地立心"的擔當,亦是對"國史重光"傳統的當代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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