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也有 “幽暗意识”

■ 叶匡政

“幽暗意识”成为一个学术概念，是台湾思想史家张灏的功劳。他在分析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时，挖掘出这一概念。在欧美学界，“幽暗意识”很少有人论及。这个概念之所以对中国人重要，是因为借此我们或许能发现中西方文化的一些差异，来回答儒家思想究竟因为少了何种因素，以至于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据张灏自己介绍，他的这个观念的现成，受过危机神学的影响。危机神学认为人与神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人总是人，永远不可能是神。

什么是“幽暗意识”呢？张灏有过一个定义，“就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在张灏看来，西方近代之后会生发出民主政治，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传统的“原罪观”保存和“幽暗意识”。自由主义除了珍视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外，但它同时也承认人性的罪恶，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性持悲观态度，所以它对未来的自信中，总是保持着对人性幽暗的认知和对权力的警觉。正是这份警惕，使民主有了成长的土壤。

张灏认为，“幽暗意识”并非西方独有，儒家也有它的存在。虽然儒家和基督教的人性观不同，基督教是以人性沉沦需要救赎为出发点，而儒家更多强调人性成圣成德的可能。但反观儒家对道德的推崇，也是建立在现实生命是缺乏德性这一假设前提上的。没有这个前提，儒家所强调的修身也就失去了基础。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忧患”意识，孔子与《论语》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种“忧患意识”的笼罩。张灏认为，如果仔细阐释孔子所言的“天下无道”，已经有将外在“忧患”与内在人格连在了一起的趋势了。可以说，孔子很早就把世间的无道归于人性的昏暗。张灏甚至认为，在《论语》忧患意识已渐渐转化成“幽暗意识”。

到孟子时，虽强调人的性善论，但他对人性仍然是有强烈的现实认知的，所以他会有“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感叹，这个“几希”就是很少的意思。在孟子的观念中，更是把人的自我分为“大体”和“小体”，“小体”就是人性中的兽性与黑暗面。而荀子的性恶论，关注的重点更是人性的“幽暗意识”，他的所有思想都是以“幽暗意识”为出发点的。但由于荀子对后来的宋明儒学影响较小，所以他的思想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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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虽然一直贯穿“幽暗意识”，但这部分思想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张灏认为“乐观的人性论”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精神，也就是常说的圣王与德治思想。儒家虽然饱含了抗议与批判精神，但因未将“幽暗意识”视为根基，这种精神只是停留在理想层面，并未最终落实为对社会制度的设想。虽说朱熹的《大学》传统有对制度的关注，但它关注的仍然“治道”，而非制度。在张灏看来，这都和儒家对人性的过于乐观有关。以至于儒家虽有“幽暗意识”的传统与资源，但却没有能被充分地认知，更没有最终形成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只有正视政治生活中的人性之恶，才可能依赖制度来限制执政者作恶。“幽暗意识”不是说，必然证实人人是坏人，但它在价值层面认为对人性保持着警觉与怀疑是必要的，只有正视这点，才有在社会制度上防范的必要。

近年来，“忧患意识”提得很多，让很多人混淆了“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的区别，崔卫平专门写过文章来辨析两者的不同。崔卫平认为，虽然两者都主张面对不利因素，并采取防范警惕的态度。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忧患意识认为问题出在外部世界，认为只要将外部问题解决好，一切就会变好，更像是针对外界的不安全感。但幽暗意识忧患的对象，还包括对自我人性的认知，认为人自身所拥有的破坏性，反而更有警惕和防范的必要。从这种区分可看出，“忧患意识”只是一种现实认知，而“幽暗意识”接近一种超验价值。只有有了这种价值判断，才会在设计具体社会制度时，认为将人性中“幽暗意识”结合进去是必要的，防范和制止才有可能。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分辨清楚了，也就自然会同意张灏所说的那句话：“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叶匡政 作者系北京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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