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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曾有诗云：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史上的高尚人物是他的精神支柱，他自己反复歌咏赞叹，也希望下一代能了解这些伟大的先辈，从中吸取精神力量。传统文化历来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为青少年编写这方面基础性的教材和读物，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一
在陶渊明作品的整理结集方面，贡献最大的是六世纪的两位学者：一是率先从事于此的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最有开创之功；一是北齐文学家阳休之（509～582），后来流传的各本陶集大抵都以他所编定的十卷本为依据。
萧、阳两本的原本现在都看不到了，但还能看到他们分别写就的序言：萧统序大抵是思想和文学评论；而阳休之的《陶集序录》则以文献说明为主，他介绍自己的工作道：
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诔传，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陶）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至亡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焉。
阳休之掌握三种陶渊明集的旧本，其中两种比较差，内容有缺少，编排较混乱，只有萧统的八卷本是好的，但萧编本缺少《五孝传》及《四八目》，阳休之把这两份文档补充进来，此外大约还做了些编辑加工，形成了他自己的十卷本。
以后的陶渊明集一般都按阳休之本作十卷，并在书中收录《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即一称《四八目》者）。
但是后来渐有学者怀疑《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这两份文本出于伪托，其中最有权威的意见，出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集部别集类一），略云：
昭明太子去（陶）潜世近，已不见《五孝传》《四八目》，不以入集，阳休之何由续得？且《五孝传》及《四八目》所引《尚书》，自相矛盾，决不出于一手，当必依托之文，休之误信而增之。以后诸本，虽卷帙多少次第先后各有不同，其窜入伪作，则同一辙，实自休之所编始。（宋）庠《私记》但疑《八儒》《三墨》二条之误，亦考之不审矣。今《四八目》已经睿鉴指示，灼知其伪，别著录于子部类书而详辨之，其《五孝传》文义庸浅，决非（陶）潜作，既与《四八目》一时同出，其赝亦不待言，今并删除。惟编（陶）潜诗文，仍从昭明太子为八卷。虽梁时旧第，今不可考，而黜伪存真，庶几犹为近古焉。
《四库全书》本来就大有权威，这里直接有圣旨（“睿鉴”）在背后起作用，更不容怀疑。于是此后出版的陶集中，就不再包括《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这两部分了。今人编注陶集，也还往往一删了之，肯纳入附录予以收容就算是包容性很好的了。
阳休之远在北齐，尚且能看到《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可见陶渊明这两份文本影响之大、流传之广。阳休之水平很高，《北齐书》本传称他“博综经史”，著有《幽州人物志》，他编书当自有根据。后人对他如有怀疑，应提出具体证据，而实际上从没有人提出过。
以萧统的水平和工作条件而言，他会看到这两份文本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而终于不编入陶渊明的集子者，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认为不可信；一是认为这两份文本不属于诗文创作，而是陶渊明编撰的基础读物。后一种的可能性更为可取。换言之，这两部分不入陶集的原因，应当在体例不合而不在其内容之伪。萧统的《陶渊明文集序》写道：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
可知萧统的着眼完全在陶渊明的“文”。他编的是陶渊明的文集而非全集。萧统是编过大型文学选本《文选》的，其中所收，都是赋、诗、文，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集”部的内容，至于经、史、子三部的文本，则一概不收，这样的体例在他的《文选序》中有过明确的说明。《文选》不录经、史、子，并非认为那些文本不可靠，也不是萧统没有看到，而是因为既不是“文”，自然不入《文选》。他编陶渊明的集子，应当也采用同样的体例。《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都是关于历史人物按类型编撰的简要记载，按四部分类的办法来说，属于史部。这些文本，当然不能进入由他编定的《陶渊明文集》。
曾有文献学家说过：“《五孝传》及《四八目》实北齐阳休之所增，萧统旧本无是也。统序称深爱其文，故加搜校，则八卷以外不应更有佚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九）这里最后一句结论实际上流露了对萧统编辑思想的隔膜。
二
《五孝传》是一部简明的孝子传，分五种类型来编排：
一、天子：虞舜、夏禹、殷高宗、周文王
二、诸侯：周公旦、鲁孝公、河间惠王三、卿大夫：孔子、孟庄子、颍考叔四、士：高柴、乐正子春、孔奋、黄香五、庶人：江革、廉范、汝郁、殷陶一共是十八位。各部分先介绍有关人物，最后各有一段“赞”。这里的五段赞词也可以当作四言诗来读。
历史上的孝子当然远不止于这里提到的十八人，陶渊明在这里也不过是举例性质，提供一批道德标兵来供自家子弟学习。陶渊明是一位诗人，早年“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后来编书似乎也比较潇洒，意思到了便是，并不打算写成什么严谨的著述。
《集圣贤群辅录》的情形大体也是如此。因为内容甚多，分上下两部分，其上卷包括：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黄帝七辅、少昊四叔、羲和四子、八伯、四凶、高阳氏才子八人（八凯）、高辛氏才子八人（八元）、九官、舜七友、舜五臣、八师、三后、殷三仁、二老、文王四友、周八士、太姒十子、周十乱、五王、晋文公从亡五人、三良、三桓、六族、作者七人、四科、孔子四友、六侍、齐威王疆埸四臣、战国四豪、三杰、商山四皓、二疏、五龙、二龚、二唐、五侯、四子、二仲、河北二十八将、河西五守、三达、八使、韦氏三君、杨氏四公、袁氏四世五公、五处士、汝南六孝廉、三君（窦武、陈蕃、刘淑）、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三君（陈仲弓、陈元方、陈季方）。
下卷包括：二十四贤、凉州三明、韦氏三义、荀氏八龙、公沙五龙、济北五龙、京兆三休、魏文帝四友、竹林七贤、吴八绝、晋中朝八达、河东八裴、琅邪八王、太原王五世、京兆杜五世、八儒、三墨。
以上历史人物基本按时间先后排列。只是到最后忽然又出现了时代较早的“八儒”“三墨”这样先秦时代的条目，显得比较奇怪，这两条也许是带有补遗性质的附录吧。
这样一份材料同样不像是专门的著述。前人曾推测它和《五孝传》一样，是陶渊明编写的家庭教育的教材。清朝学者陈澧指出：
陶渊明有《五孝传》，或疑后人依托，澧谓不必疑也。盖陶公于家庭乡里，以《孝经》为教，称引故实以教之。故其《庶人孝传赞》云：“嗟尔众庶，鉴兹前式”。（《东塾读书记》上卷一）
方宗诚《陶诗真诠》也说：
《五孝传赞》大抵略述古人之孝，以示诸子者耳，非著述也。观《与子俨等疏》后段勉其兄弟友爱引古人以示之准，可悟此传为命子之作，非特著以示世者也。若以为述以示后世，则不该不备嫌于陋矣。
《集圣贤群辅录》……此或渊明偶以书籍所载，故老所传，集录之以示诸子，识故实，广见闻，非著述也。《八儒》《三墨》，大抵亦记故事以示诸子，后人辑之以附集后耳。谓为著述则浅乎视渊明矣。谓非渊明书，亦似不然。陆象山称渊明知道，陆桴亭称渊明可以从祀于文庙，予深以为然。
这些推测分析都大有道理。晋、宋时代学校教育已经很不行，只有极少数地方官比较注意，天下一乱，则根本无人问津。陶渊明有五个儿子，都不是很爱读书的（见《责子》诗），只好自己来加强教育。他自行编撰的《五孝传》是品德教育方面的教材，《四八目》（圣贤群辅的分组名目，以四人、八人一组的为多）则是历史知识教材。这两份文本称为著述虽不足，用于家庭教育是绰绰有余的。
亲自编撰教材来教育自家子弟，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至今也还有。只是往往比较简陋，用过就作废，而且一般不肯外传。陶渊明是一代名人，材料编得也比较认真，于是不仅外传，而且被好事者编进他的集子里去了。
三
尽管《五孝传》和《四八目》都不过是家庭教育的产物，但它们同陶渊明本人的诗文创作也颇有些关系。
这里介绍的历史人物，有些正是陶渊明前前后后吟诗的内容。例如“三良”，《集圣贤群辅录》卷上介绍说：
奄息、仲行、鍼虎。
右三良，子车氏之子。秦穆公没，要以从死。诗人悼之，为赋《黄鸟》。见《左传》《毛诗》。
而陶渊明诗中正有《咏三良》。
《集圣贤群辅录》卷上又介绍汉朝的二疏：
太子太傅疏广，字仲翁。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
右二疏。东海人。宣帝时并为太子师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朝廷以为荣。授太子《论语》《孝经》，各以老疾告退，时人谓之二疏，见《汉书》。
陶渊明诗中又正有《咏二疏》。
另有一些人物陶渊明虽然没有专题地加以歌咏，但在诗里曾经提到，而其人在《集圣贤群辅录》中也是出现过的，例如《赠羊长史》诗云：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
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
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
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这里提到绮里季、甪里先生等商山四皓，这在《集圣贤群辅录》也是介绍过的，略云：
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右商山四皓，当秦之末，俱隐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并河内轵人。见《汉书》及皇甫谧《高士传》。
可知编撰家庭教育材料同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内里其实也是贯通的。这样的例子甚多，如《读史述九章》中率先写到的（伯）夷（叔）齐，对应于《集圣贤群辅录》里的“二老”；《扇上画赞》里的好几位人物，也在后者中也多有表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先生之道一以贯之。
陶渊明曾有诗云：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历史上的高尚人物乃是陶渊明的精神支柱，他自己反复歌咏赞叹，也希望下一代能了解这些伟大的先辈，从中吸取精神力量。传统文化历来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为青少年编写这方面基础性的教材和读物，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这样看来，《五孝传》和《集圣贤群辅录》乃是陶渊明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他新编全集时绝对不应删除，也不能同《问来使》一类伪作打成一包列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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