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禽之辨是儒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孟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应如何理解传统儒家的人禽之辨?则是儒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个新的理论课题。2016年10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孟子思想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指出,传统儒家讨论人禽之辨,旨在强调人有善性而禽兽没有,善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但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人们对动物世界的深入了解,发现动物与人的行为有不少相似之处,并非完全没有“善”的行为。例如,在较为高级的动物中,雌性动物生产后,都有慈爱保护自己“子女”的行为,甚至为此不惜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与外敌拼杀。动物之间也存在惺惺相惜的情况,一旦遇到同类受到伤害,往往也会前去相救。至于义犬八公的故事,更为广为人知。与之相反,虽然传统的人禽之辨将善性作为人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但现实中人往往并非如此,人的狡诈、残忍远远超过了动物,动物之间为了争得交配权,为了抢占地盘,也会有残酷的撕杀,但这些行为都比较有限。而人类因为宗教的、经济的目的而展开的战争,其残酷程度和死伤人数远非动物界所能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国死亡高达5500万-6000万人,受伤1.3亿人,合计死伤1.9亿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使近600万犹太人失去了性命。日本侵略中国,残酷杀戮中国平民,以活人做实验,其凶残程度远远超过了动物界内部的撕杀。
杨泽波认为,要重新解释和走出传统儒家的“人禽之辨”的理论困境,就必须明确儒家学说系统中与道德相关的三个核心要素:欲性、仁性、智性。其中,仁性指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也就是传统中所说的道德本体,“仁性”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伦理心境”,一是“生长倾向”。所谓“伦理心境”,就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一种心理境况和境界。所谓“生长倾向”,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天生具有的一个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保证人可以成为自身,同时也有利其族类的健康繁衍。“伦理心境”来自后天的养成,“生长倾向”则完全是天生的。从“生长倾向”的角度看,动物与人有一致的地方,任何一个动物来到世界,都具有使自己成为自己以及有利于其族类繁衍的倾向性。但是动物不具有伦理心境,不具有智性(准确说是不具有人那样高度发达的智性),所以它只是顺着自己的“生长倾向”发展。虽然这种发展的程度不如人类那样高,但并不会使这种倾向受到破坏。人就不同了,因为人有智性,智性既能从正面促进仁性的发展,也可以从负面对仁性进行破坏,特别是破坏仁性中的“生长倾向”。人们常说“人做起恶来比禽兽更坏”,道理就在于此。
人大国学院梁涛教授则认为,要理解儒家的人禽之辨必须引入自由的维度。传统儒家的人禽之辨表面上是说,人有善性,动物没有善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孟子看来,人虽然有善性,但并不是说人一生下来就被决定了是“善”的了,而是说人有“善”的禀赋,但是“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一个人可以自觉到善,可以去追求善,但也可以不自觉甚至放弃善,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因此,人有善性只是一方面,人有意志自由,可以做出选择则更为根本。从这一点看,人是自由的,禽兽是不自由的。讨论善恶问题,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善恶。人有意志自由,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所以可以进行道德评价。而动物的某些“善行”或“恶行”,其实是来自自然本能,而非自由选择,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善或恶,是无法进行道德评价的,正如我们不能将狼吃羊称为恶一样。因此,善以自由为根基,自由以善为目的。因为有意志自由,所以才有道德责任。
梁涛解释到,传统儒学存在着自由的维度,只是没有充分展开。例如,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人们在情性上很接近,但积习、习惯则相差很远。这种“远”除了外界的影响外,主观的选择和努力实际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喻于义者为君子,喻于利者为小人。君子、小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生来存在着两种人。孟子认为,人虽然有心(“大体”),但也有耳目等五官(“小体”),人既可以听从大体的召唤,也会被小体所引诱,“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既可以选择善,也可以滑向恶。荀子讲“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可以”是可能性,“不肯”则是主观愿望,是个人意志的选择。“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相为也”是说人既可以成为君子,也可以成为小人,具有选择的可能性,但“不可使也”则说明这种选择是个人性的,是他人无法强迫的。这些都是对个人意志自由的强调。西方汉学家往往批评儒家不讲自由意志,虽然不无道理,但并不准确。儒学实际也存在着意志自由的维度,只是没有使用自由这个概念将其突显出来而已。梁涛强调,今天重建儒家人性论,重新理解人禽之辨,就必须回到自由的维度,并从这个维度对人性做出新的思考: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一旦选择了恶,其行为会禽兽不如;而也正因为人是自由的,可以对善的禀赋扩而充之,可以根据善的意愿创造出价值世界、伦理世界和道德世界。故天生万物,唯人为贵!
为此,梁涛引用了前不久去世的我国著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的话:我一生的工作,就是要把自由和理性这两个概念介绍给国人,并希望这两个概念能在中国文化中扎下根。梁涛认为,这不仅是叶先生的期望,也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