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漢民解讀國學之道·國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

朱漢民解讀國學之道·國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

在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國學的地位、作用、影響正在日益提升。所以，人們也會越來越關心：國學是一門什麼學問？

我們可以簡要地回答：國學是一門求道的學問。但是，什麼是道？記憶中古代聖哲所講過的道，似乎是很遙遠、很玄妙、很高深的。儒家的道存在於久遠的唐堯虞舜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道家的道不可言說：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佛教的道是無比超越的：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原來，道是很遙遠的，是我們人類永遠追求的目標；道是很玄妙的，是我們說不清道不明的存在；道是很超越的，我們要突破思維與語言的枷鎖才能幡然領悟和直達本體。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消耗自己短暫的生命，去追求這麼難以企及的目標？

但是，我們也會發現，中國的聖哲曾經很親切地告訴我們，國學所講的道是很平實、很常見、很簡易的。儒家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家在回答所謂道，惡乎在的疑問時，肯定道無所不在。佛家說：擔水劈柴，無非妙道。原來，道是很平實的，它本來就是我們日用常行的規則；道是很常見的，它無所不在地存在於我們的身邊；道是很簡易的，我們每時每刻的生命實踐就是道。所以，道是可以追求的，而且必須有道，我們的生命實踐才獲得永恆的意義與價值

本來，國學是古代中國人創造出來的知識與價值，他們留下的國學典籍與文獻，不僅僅是要告訴我們什麼是道，更加重要的是要告訴我們，如何在生活實踐中識道、體道、遵道，最終達到與道為一的目標。所以，國學之道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國學實踐。學習國學的過程，就是一個實踐國學、以使自己與道為一的過程。古代中國人思考、信仰、體認天道，但是中國人體認的天道，並不是一個獨立於人的某種外在實體，而是存在於我們的日用常行、喜怒哀樂的生活世界之中，是一個必須由人類參天地、贊化育的生生不息的過程。故而，古代中國人求道的過程，就是一個參天地、贊化育的生活實踐即生命活動過程。

朱漢民解讀國學之道·國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

由於中國的國學傳統更為關注主體實踐，而並不特別在意應如何論述客觀世界是什麼，故而國學的最重要特點不是解釋世界是什麼，而是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做。可見，中國傳統國學具有鮮明的實踐性的特色。【論語】記載學生問孔子什麼是仁，而孔子的諸多回答則不是概念和定義上的，因為他回答的目的並不是讓學生學會定義仁的概念，而是希望身邊的弟子能夠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去實踐仁。所以，孔子的回答包括克己復禮為仁、愛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不憂、仁者先難而後獲等等，均是如此。那麼，學生求仁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獲得仁的知識，而是如何在生活實踐過程中去實現仁，能夠在自己的家庭、社會、國家的生活中去實踐和完成仁。可見，這種對仁的學習過程，就不僅僅是獲得知識學意義上的仁的概念，而是社會實踐意義上的仁心、仁性的實現。廣而言之，儒家的經學均不是一套概念性知識體系，而是應用性很強的實踐性知識。【周易】是告知你如何學會在不同情境下的決策和踐行，【尚書】向你展示的先王施政治國的歷史經驗，【儀禮】告訴人們各種各樣社會行為的準則等等，經學其實均是後人的生活實踐、社會政治實踐的規範性、程序性知識。

其實不光是儒家，其他各家各派的知識形態均具有很濃厚的實踐性知識的特點。向來以探討形而上之道著稱的道家，他們在講到許多關於道之不可描繪、不可言說的特點後，最後則講了許多關於如何在實踐中領悟、把握道，正如莊子以庖丁的口氣所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因此，儘管道家的理論十分抽象深奧，但是最終的知識具有濃厚的實踐特色，【漢書藝文志】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這種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知識就是一種實踐性知識。佛教傳入中國的歷史，也是一部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隋唐佛學大盛，形成了許多不同的佛學流派，包括法相宗、華嚴宗、天台宗、禪宗等等。但是，最後能夠傳衍下來，並且對中國文化作出重大貢獻、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卻主要是禪宗。禪宗的最大優勢，就是保留了中國文化重視社會實踐的傳統，將佛學與踐行統一起來，而不是一味翻譯佛學經典，研究繁瑣、抽象的佛學理論。禪宗的生活化、實踐化，使佛教能夠在中華大地生根、開花、結果。

總而言之，中國傳統國學的特色、優長，均是體現在實踐方面。國學重視知識教育，其教書始終與育人是聯繫在一起的，知識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內聖）、做事（外王）。所以，指導人們如何做人（內聖）、做事（外王）的實踐，向來是國學的根本。由於中國傳統國學具有實踐性的品格，故而先哲給我們談學習國學的方法，就是要求將國學的求知與實踐統一起來。孔子最早提出了學、思、行，荀子提出聞、見、知、行，而【中庸】則系統地提出了學、問、思、辨、行，其實它們最終均可以簡化為求知、實踐兩個基本環節。將躬行實踐作為國學教學過程的最重要環節，強調教學過程與生活實踐過程合為一體，成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教學過程論中最顯著的特色。故而，盡天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國學的求知必須落實於生活實踐，因為實踐方是國學知識的源泉、動力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