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和“大同社会”是儒家在自相矛盾吗？

《温故》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和而不同”和“大同社会”是儒家在自相矛盾吗？

《左传昭公二十年》里齐国名相晏婴论和与同的这段话，以正反对举的方式，讲了和重于同的道理。习近平主席引用这段话，生动而深刻地表明处理国际关系以及对待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往，应持有的和而不同的态度和基本原则。

晏婴所论之和，在先秦时期可以写作盉、龢，这两种写法恰好分别对应着五味调和与声音相和。当宰夫烹鱼时，只有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才能做成美味。齐是益的意思，泄是减的意思，用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话说，就是齐之者，使酸咸适中，济益其味；不足者，泄减其味大过者，此之为和。音乐之和也大体如此。晏子又以此喻指君臣关系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他的意思是说，君认为可行的事情而其中有不可行的因素，臣可以劝阻其不可行的因素，来使其可行的事情更加完备。反之亦然。如此，政事才会平允，老百姓才会没有争斗之心。所以《国语周语》中说：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尚书尧典》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因此，对和的描摹与向往，是中华传统文化里很早就有的一种深沉的精神追求。

晏婴所论之同，主要是针对当时齐国嬖臣梁丘据对齐景公的讨好奉承而言。根据《左传》的记载，梁丘据侍奉齐景公，国君说行的，他就说行；国君说不行的，他就说不行，即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当景公问晏婴这是不是和时，晏婴断然地说这是同不是和，然后就举了那两个例子。

显然，晏婴在这里对同持有一种批评的态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同字在先秦文献中最初并非贬义。《说文》曰：同，合会也。《尚书》有九州攸同四海会同等内容。春秋时期诸侯经常有会同，《周礼春官大宗伯》：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殷是众的意思，在这里，我们也看不出多少挞伐。而且，如果我们仅将同作贬义解，后来人们所谓求同存异及儒家所提出的大同社会就不好理解。那么，晏婴何以有贬义之说？

又据先秦文献，同字多有出现，如《尚书盘庚》：暨予一人猷同心。《鲁颂閟宫》云淮夷来同，等等。大致在商、西周时期，同字一般含有顺从、一致的意思，即对某种权威或中心的宾服。那么，很好理解，如果这个权威或中心有德爱民，众望所归，那么同就往往被理解为褒义，如果这个权威或中心并非人心所向，与之相同当然就是贬义。梁丘据对齐景公阿谀奉承、一味顺从，体现的就是后者。晏婴用同之贬义来批评他们，顺理成章。《左传》还记载：有一次，齐景公患上疟疾，久治不愈，梁丘据就对景公说：您侍奉鬼神比先君都好，但病仍不见好转，一定是祝、史的罪过，请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对此，晏婴从民生的角度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祝、史无过，即使有过，其根源也不在祝、史，而在于国君是否有德。一个是讨好国君、极尽奉承，一个是据德论福、直言劝谏，显然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大有不同。

晏婴赞美和而贬抑同的道理，可以在孔子所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话中，进一步得到印证。三国时期学者何晏释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

晏婴讲和与同的关系，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含义。其一，各种事物或因素的差别，是和的前提，但差别不是对立，而是能够做到求同存异、殊途而同归，实现共赢。其二，在处理人际关系或国际关系时，判断是非的标准必须是天命人心，而不是嗜好私欲。其三，从更为宏观的层次看，和与同具有某种统一性。《郭店楚简五行》：和则同，同则善。《礼记孔子闲居》曰：无体之礼，上下和同。前述《礼运》篇提到的大同社会，便是这种和的状态不断发展与演变的结果。由此可见，晏婴虽仅就君臣关系论及和与同，但他所表明的崇德义、尚和谐、重民生的理念，可谓意味深长、影响深远。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才能做成美味。

和而不同，怎能将塘泥与鱼和而同煎成美味？

和而不同，故能成大同。
犹百家学术之不同而异，用诸各域，成就一之华夏，此一之华夏，便是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