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和『大同社會』是儒家在自相矛盾嗎？

【溫故】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指出：中國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2500年前的中國史學家左丘明在【左傳】中記錄了齊國上大夫晏子關於和的一段話：和如羹焉，水、火、酰、醢、鹽、梅，以烹魚肉。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和而不同』和『大同社會』是儒家在自相矛盾嗎？

【左傳昭公二十年》裡齊國名相晏嬰論和與同的這段話，以正反對舉的方式，講了和重於同的道理。習近平主席引用這段話，生動而深刻地表明處理國際關係以及對待世界不同文明間的交往，應持有的和而不同的態度和基本原則。

晏嬰所論之和，在先秦時期可以寫作盉、龢，這兩種寫法恰好分別對應着五味調和與聲音相和。當宰夫烹魚時，只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才能做成美味。齊是益的意思，泄是減的意思，用唐代經學家孔穎達的話說，就是齊之者，使酸咸適中，濟益其味；不足者，泄減其味大過者，此之為和。音樂之和也大體如此。晏子又以此喻指君臣關係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他的意思是說，君認為可行的事情而其中有不可行的因素，臣可以勸阻其不可行的因素，來使其可行的事情更加完備。反之亦然。如此，政事才會平允，老百姓才會沒有爭鬥之心。所以【國語周語】中說：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尚書堯典】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因此，對和的描摹與嚮往，是中華傳統文化里很早就有的一種深沉的精神追求。

晏嬰所論之同，主要是針對當時齊國嬖臣梁丘據對齊景公的討好奉承而言。根據【左傳】的記載，梁丘據侍奉齊景公，國君說行的，他就說行；國君說不行的，他就說不行，即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當景公問晏嬰這是不是和時，晏嬰斷然地說這是同不是和，然後就舉了那兩個例子。

顯然，晏嬰在這裡對同持有一種批評的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同字在先秦文獻中最初並非貶義。【說文】曰：同，合會也。【尚書】有九州攸同四海會同等內容。春秋時期諸侯經常有會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殷是眾的意思，在這裡，我們也看不出多少撻伐。而且，如果我們僅將同作貶義解，後來人們所謂求同存異及儒家所提出的大同社會就不好理解。那麼，晏嬰何以有貶義之說？

又據先秦文獻，同字多有出現，如【尚書盤庚】：暨予一人猷同心。【魯頌閟宮】云淮夷來同，等等。大致在商、西周時期，同字一般含有順從、一致的意思，即對某種權威或中心的賓服。那麼，很好理解，如果這個權威或中心有德愛民，眾望所歸，那麼同就往往被理解為褒義，如果這個權威或中心並非人心所向，與之相同當然就是貶義。梁丘據對齊景公阿諛奉承、一味順從，體現的就是後者。晏嬰用同之貶義來批評他們，順理成章。【左傳】還記載：有一次，齊景公患上瘧疾，久治不愈，梁丘據就對景公說：您侍奉鬼神比先君都好，但病仍不見好轉，一定是祝、史的罪過，請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對此，晏嬰從民生的角度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祝、史無過，即使有過，其根源也不在祝、史，而在於國君是否有德。一個是討好國君、極盡奉承，一個是據德論福、直言勸諫，顯然他們判斷是非的標準大有不同。

晏嬰讚美和而貶抑同的道理，可以在孔子所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話中，進一步得到印證。三國時期學者何晏釋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晏嬰講和與同的關係，背後還隱藏着更為深刻的含義。其一，各種事物或因素的差別，是和的前提，但差別不是對立，而是能夠做到求同存異、殊途而同歸，實現共贏。其二，在處理人際關係或國際關係時，判斷是非的標準必須是天命人心，而不是嗜好私慾。其三，從更為宏觀的層次看，和與同具有某種統一性。【郭店楚簡五行】：和則同，同則善。【禮記孔子閒居】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前述【禮運】篇提到的大同社會，便是這種和的狀態不斷發展與演變的結果。由此可見，晏嬰雖僅就君臣關係論及和與同，但他所表明的崇德義、尚和諧、重民生的理念，可謂意味深長、影響深遠。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才能做成美味。

和而不同，怎能將塘泥與魚和而同煎成美味？

和而不同，故能成大同。
猶百家學術之不同而異，用諸各域，成就一之華夏，此一之華夏，便是大同。